索尔仁尼琴：“死不悔改”的持不同政见者

《索尔仁尼琴传》

作者：（俄罗斯）萨拉斯金娜 任光宣译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定价：88.00

《倒转“红轮”》

作者：金雁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9月

定价：68.00

倘使一部20世纪苏俄文学史遗漏了两人，这部文学史势必黯然失色、分量大减：一个是高尔基，一个是索尔仁尼琴—都是著述浩繁的卓越作家，都是思想繁博的文化巨擘；他们一个成长于沙俄、见宠于苏联，一个成长于苏联，又见证了苏联的覆亡和转轨后的俄罗斯；一个是“与时俱进”的体制化文化人，一个是死不悔改的持不同政见者。而今，物故已久的高尔基的生平已颇为清晰，其人格、思想的感召力却日渐销蚀；去世未久的索尔仁尼琴则吸引着越来越多关注和崇敬的目光。然而，他的种种，始终像谜一样吸引着世人，却总是教人走不近，摸不准，看不透。而今，随着这部巨著《索尔仁尼琴传》的面世，这一切将大为改观—尽管他的行止、思想、性格和心路历程仍有许多东西值得琢磨。

早年 一封书信惹祸端

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年，索尔仁尼琴来到了这个世界。18岁时，他以优异成绩从中学毕业并考入大学，因为不愿远行，他没有报考更好的大学，也没有选择他所喜欢的文科专业，而选择了国立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物理系。在此，他结识了日后的妻子。在读期间，他还被录取为莫斯科文史哲学院的走读生。随着战争爆发，他于1941年毕业后被强征入伍，直到二战结束。然而，战争的胜利并没有给他带来解脱：在战争胜利前夕，他已被军部的反间谍机构“锄奸部”逮捕（原因是与朋友的私人通信中对斯大林有不敬之词），从此开始长达八年的牢狱生涯。直到1953年，他才因病危而获得了自由活动的机会。翌年，他开始做中学老师聊以糊口，他将几乎所有业余时间都倾注于私密的“地下写作”。在他一夜成名之前，外界从未料到这孤僻的理科教师还有这一手。

长达八年的牢狱之灾，连续二十多年的艰难困苦，已足以把常人的棱角、心气和才情消磨得一干二净；但他痴心不死，仍全力埋首于他的文学之梦，筑造他的文学世界。按理，若非这多年的延误，他应早已出道；但世事难料，这也难说，凡事自有天意。

成名 大器晚成，巨星璀璨

索尔仁尼琴是命定的文学之子，这主要不是说他自幼便富有异禀，有过人的文学天分，而是说他自小就有成就文学大业的雄心和相应准备。如其所言，他自幼便有写长篇巨著的抱负，“……《战争与和平》的例子给予了提示，让我知道了一部关于俄罗斯革命的规模恢弘的作品应是怎样的。”

独特的才情，独特的经历，造就了一个独特的作家。随着苏联“解冻”东风拂来，曾经的囚徒索尔仁尼琴也迎来了出头之日。在赫鲁晓夫的直接推动下，1962年，人到中年的索尔仁尼琴发表了他的处女作《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作品甫一问世，作者即暴得大名，迅速挤入主流文学界的中心位置。诗人阿赫马托娃甚至说“应当有一亿人读这个作品！”她还说“当我读完《马特廖娜一家》时，我哭了。要知道我是很少流泪的！”作家也迅速进入创作的黄金期。随着一部部作品的问世，他众望所归地成为世界级文豪。

文学从来都是政治的晴雨表。在苏联，置身文坛第一线的他，命定地被卷入种种漩涡，文学的，以及政治的。甚至高层政治人物的进退，也牵涉到他的现实处境。

1970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这对许多作家来说乃是无上的荣耀，但在他，这绝对是灾难。作家由此而受到了更多更大的种种压力。在巨大压力之下，他不得不放弃出国领奖，但还是撰写了获奖词。

诺贝尔文学奖是对作家终身成就的奖励，但很少作家获奖后的作品能达到甚至超过获奖前的水准。他则不然。他发表第一篇作品后仅仅8年就问鼎此奖，此后更有近40年的文学生涯，佳作依旧汩汩喷涌，不仅数量上远胜从前，质量亦更上一层楼。《牛犊抵橡书》、《古拉格群岛》、《红轮》……等极重要的作品都是在这之后诞生的。直到2004年，他仍在撰写电影脚本。其创造力之盛，令人感佩。20世纪苏俄文学史确乎高峰林立，但索氏立足其中仍显卓尔不群。在苏俄文学界，他不是孤立的存在，但绝对是非常独特的存在，甚至颇显异类。若硬要寻找他的同类，我们勉强可以想到的，或只有纳博科夫。

1974年初，作家被捕入狱，之后被驱逐出境，从此开始了近廿年的漂泊生涯。

漂泊 苏俄之殇，索氏之痛

索氏一生都受困于矛盾之中，在出国后，他不可避免地成为“两扇磨盘间的谷粒”，对“文明的冲突”感受尤深。1978年，索氏应邀到哈佛大学演讲。当这近两万毕业生和嘉宾云集哈佛时，他们没有听到任何鼓励话语，也没有听到对美国的赞美之言，甚至没有任何客套话，听到的反而是警告的话：“真理往往少有甜蜜，而几乎总是苦涩的。”场面不无尴尬。几天后，卡特总统的夫人立即做出官方回应：在美国不存在任何的精神衰微，而只有一派全面繁荣的景象。此后数月，他收到了许多报刊的愤怒回应和美国人的私人来信。此后的种种，打破了作家对西方这个“自由民主”世界的幻想。由此，他更是不可救药地陷入了对祖国的思念。

苏联在历史上曾是个超级大国，但它纵使在极盛之日，仍是畸形的、不够和谐的。政治上的过度集权，经济结构上的严重失衡，皆是其软肋。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公开性”、“新思维”的施行，一系列乱象接踵而至。最后，在“休克疗法”等因素的促成下，那个令人诅咒的极权体制崩溃了。可是老百姓并没有得到他们原本期待的自由、民主和富裕的生活，他们所迎接的只是混乱无序，是巧取豪夺。私有化一旦实行，一小撮政治寡头被削弱后，代之而起的是一批政商勾结的新寡头；老百姓仍在被剥夺、被损害。诚可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随着年岁增长，他思乡之情愈益迫切。他说：“要死—我就死在俄罗斯。但要趁早—趁我还有精力的时候回到俄罗斯。”1994年夏，他终于履足故国。

争议 虽已离去，难被淡忘

2007年6月12日，在庆祝俄罗斯独立的日子里，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授予索尔仁尼琴国家奖的颁奖仪式，表彰他“在人文活动领域里做出的杰出贡献”。索尔仁尼琴则把国家最高的专家委员会颁发的这个大奖，视为国家对自己毕生创作的认可。在颁奖仪式和招待会后，普京亲自登门拜访索尔仁尼琴，进行了近一小时的封闭式私人会见，详情和内涵值得我们好好玩味，只是，外人对此所知还太少。

及至暮年，他说：“无论如何，我都牢记着罗蒙诺索夫的一句名言：‘我对死亡并不感到伤感：我活也活了，罪也受了，并且我知道，祖国的子孙后代想起我时会感到惋惜。"无论如何，他确已离去；但无论如何，他都难以被淡忘。

2008年8月，作家因心肌梗死撒手人寰。人们感叹：他是“当代社会的最后一位伟大作家”，他的离去意味着“整整一个时代过去了。”作家逝世后，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和俄罗斯总理普京等国家领导人和一大批社会贤达都前来为他送葬。这是作家所能得到的最高礼遇。

此书出自萨拉斯金娜之笔，但严格说却是萨拉斯金娜与传主通力合作的结晶；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有索氏的政治倾向和价值判断。对此，作者也并不讳言本书实为“辩护性传记”。既如此，它也就难免“先入为主”，有某种预设前提在其中。书中的某些论断或许因此而可以商榷。然其搜集的史料、提出的问题，及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方式方法，自有其不菲的价值。对于索尔仁尼琴的研究，这是个新的起点，而不是终点。但一部书能称其为一项奠基性的工作，不也已经足够了吗？何况此书已足可成一家之言。

刘超（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

【链接】

金雁：索尔仁尼琴并没有“悔过”

索尔仁尼琴反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文明，要求俄国人停止工业化和城市化，他“向后看反专制”，主张重回古老的、具有700年历史的谢尔盖·拉多涅斯基、尼古拉·索拉斯基的正教传统。在晚年回到俄罗斯之后，这些观点饱受争议，索尔仁尼琴与现实的隔膜，居高临下的道德批判，很快被读者和观众冷淡。

无论是批判现实，还是反思历史，索尔仁尼琴的关切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他对俄罗斯未来的看法。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索尔仁尼琴让许多人大为失望。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普京时代的“右翼强国梦”导致民主进程的“倒退”和以斯拉夫主义反对“西化”的某种“保守”倾向与索翁的思想有某种契合，而他在临终的几年与普京也有许多相互捧场的表现，于是我国的一些舆论便大肆宣传“索尔仁尼琴悔过了”。

根据索尔仁尼琴的生前遗愿，他死后被埋葬在自己事先选好的墓地—莫斯科顿河修道院，这个墓区埋葬着许多反斯大林统治的重要人物，这表示了他对这个体制的决裂丝毫也没有发生动摇。索尔仁尼琴之所以把他的这套鸿篇巨制命名为《红轮》，本身就有“倒转红轮”的含义在内。

—选自金雁《倒转“红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