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博尔赫斯：以假想的武器对抗混沌阿根廷

《博尔赫斯大传》，(英)埃德温·威廉森著，邓中良、华菁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59 .00元。

 《博尔赫斯》，(英)詹森·威尔逊著，徐立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 0 11年3月版，15 .00元。

在谈论博尔赫斯的时候，我们谈到什么？是“叙事形式的反叛者”还是“保守政治的攻击者”？在20世纪的西班牙语文学里，无人能够与他比肩。除了他以外，大概没有人能够写出迷宫一般复杂又纠结的作品了。我们常常折服于他高妙的文学成就，而又忘了他一生的跌宕起伏。在通常的传记里，博尔赫斯往往被描述为敢于与黑暗现实作战的勇士，这恐怕也是作家希望读者看到的正面形象。英国学者埃德温·威廉森显然不愿拾人牙慧，为博尔赫斯加添上无谓的“神圣”光环。在其著作《博尔赫斯大传》里，威廉森抛弃了通常的溢美之词，以平实的语言、翔实的细节深入博尔赫斯文学背后的真实人生，为我们呈现出一个纠结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徘徊于家族与个人之间的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曾说“所有的文学归根结底都是自传性的”，哪怕是传统意义上与自传风马牛不相及的侦探小说。威廉森当然深知文学与生活之间的关联。他知道，写作固然是“自我的完全自白”，却绝非作家“命运的浓缩”；作家的经历固然是其创作的“苗床”，但小说不尽是生活的写真，二者之间难以画上等号。同时，小说也是奇妙的。它的奇妙在于可以化平庸为神奇，也可以将弱者变为强者。作品好比是作家手里可以任意摆弄的镜子，每一次转动就能折射出不同的镜像。与笔下好勇斗狠的“玩刀子的好手”相比，作为语言魔术师的博尔赫斯恰恰相反——— 他软弱而又顺从，不仅全无强悍之相，反倒颇有些“弱者”之姿。

在博尔赫斯看来，伟大的创作家必须与“过去”诀别，以利于新的“创造”。这种“创造”不是为了向“传统”开炮，碎其骨、革其命，而是为了告别“过去的阴魂”。但要彻底与“过去”决裂谈何容易：他可以修改早年的作品，却难以抹杀自身的血统。博尔赫斯出生于一个虽不富裕却身世显赫的古老家庭，从小受制于父母。怀揣文学梦的父亲郁郁不得志，希望儿子能够继承他的衣钵；拥有贵族血统的母亲则希望他重振家族声威。如此，博尔赫斯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间，一方是以“失败者”自居的父亲，另一方是强势的母亲，双方都将自我的意志强加在他身上。多年以后，博尔赫斯回忆起这段往事，总觉得是一种负累。“每一代人都编造出他们自己前辈们的鬼魂，并把一种负罪感传给下一代，限制了年青一代的自由。”

因此，为了摆脱上一代的束缚，博尔赫斯在拿起笔的同时，也拿起了假想的武器。从创作之初起，他就以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为榜样。像堂吉诃德的长矛一样，“刀”当仁不让地成了他笔下再三出现的意象。《南方》里老牧人扔给主人公胡安·达尔曼一把短刀让他还击流氓。与此类似的是，小说《梦虎》记录了博尔赫斯少年时代的一桩轶事。童年时代，正值学龄的他被“拘禁”在家里，以家教代替学校教育。1911年，当他作为超龄儿童出现在小学课堂里的时候，同学的欺负让他不知所措，父亲像老牧人一样给了他一把短刀，并告诉他“让他们知道你是个男人”。

想来，“做个男人”的念头此后一定时时缠绕在博尔赫斯心头，但要成为真正的男人又是何等艰难的事。当他在现实里遍寻不到想象中的自由，他只有寄希望于爱情，从情人的絮语中找到一段“颇具诗意的纯美的时光”。然而，事与愿违的是，爱情只开花不结果。情人来得快、走得也快，“就像一个热吻一样，还没有滋润对方的唇就立刻感觉不到了”。尽管成年后的博尔赫斯“喜欢把自己扮演成一个不自量力的好色之徒”，但在女友心目中他只不过是“一个拉着妈妈衣角的孩子”。从创作到私生活，强势而高寿的母亲几乎控制了他大半生，以至于当女友跟他说“拜拜”转身投入别人怀抱时，这位现实里的弱者甚至想以自杀作为了断。

虽然威廉森事无巨细地铺排出博尔赫斯数次失败的恋情，但《博尔赫斯大传》毕竟不是“恋爱中的博尔赫斯”。对一个男人来说，屡次失败的情感经历当然不是什么光彩体面的事。但对博尔赫斯来说，失恋未尝不是一件幸事。每一次失败的爱情都为他造就了一个迷宫，每一个离他而去的女友最后都成了他的“新贝阿特丽切”。如果缺少了这种种失败的体验，他文学上的成就势必大打折扣；如若没有几近自杀的绝望，未必会有他笔下那些七拐八弯的小径。

在家庭与爱情之外，阿根廷的法西斯独裁同样也让博尔赫斯深感不自由。他早年曾将布宜诺斯艾利斯比作一座包容一切的巴别塔，立志从“一个一元化的现实中创造出一个虚幻的城市和空间”。中年以后，他屡次陷入政治的纠葛，又眼见阿根廷政局的混乱，心里的“巴别塔”其实早已倒塌。尤其是在庇隆政府独裁期间，他更饱受不公正的待遇。出于对被禁锢的痛恨，博尔赫斯又一次拿起想象的武器。如果说，1946年他拒绝担任庇隆政府任命的“家禽及家兔稽查员”只是反抗的开端，那么，1950年他写下《书与长城》就可以算是对庇隆政府的正面宣战了。

文学总有其生长的土壤，好比激进的年代总是盛产让人热血沸腾的高歌，浮华年代是靡丽文风的温床。离开其产生的环境来单纯谈论文学，大约只能是一种空话。在博尔赫斯漫长的一生中，阿根廷社会始终是“混沌”的、扭曲的，前景的不明朗造就了整体的错位。摆在面前的路很多，但大都像极了分岔又分岔、让人难以抉择的迷宫。不难想象这样的土壤里能生出怎样的花朵，博尔赫斯笔下那些个“中了魔的花园”不正是一面映照阿根廷“扭曲社会的扭曲的镜子”吗？

其实，作家内心的纷扰并不亚于外界的混沌。如果说，卡夫卡的城堡只是外在现实的禁锢，那么博尔赫斯则是内忧与外患交织并存。“他把自己的处境和关押在地牢里的一个人相比，虽然知道怎样做能获得自由，但总是不能实现自由。”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博尔赫斯的主人公为何总是受困于迷宫之中，他们和创作者本人一样都得不到精神上的解脱。但无论如何，他不愿也不会承认自己内心的软弱。最终，“弱者”博尔赫斯靠文学意淫了一把强者梦。而现实里，不管他承不承认，“刀”还是从他手中掉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