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新作写赌徒故事 曾四入赌场体验“赌博”

关于新书 赌徒看了说写得太好了

记者：这部小说构思多久了？

严歌苓：这部小说我已经有两三年的筹备了。一般在写作一部作品的时候，我会筹备下一部作品。我都会体验几年做research(研究)，有的时候也是一场空，发现这个题材没什么价值，激情已经没了，或者资料让你看到这不是你想要写的，那就放弃了。准备的时间很长，很花力气，但是写作(时间)并不长，三四个月到半年就写好了。

记者：这本书写之前去赌场体验生活了吗？

严歌苓：前前后后去了四次赌场。从去年的四五月份，写到七八月份，写完了又去了一次赌城，重新里里外外地把它审视了一遍，又把小说交给了赌徒的对立面，就是把筹码借给他们的人，他们叫agent(经理人)，问他们我的书有没有技术上过不去的。看完之后他们还帮我改了。这本小说基本上算是个内行人写的，不是外行人写的。我接触到男的叠码仔，也有女的叠码仔，他们都给我讲了大量的故事，我也一再去挖掘，他们甚至把客户推荐给我，让我去观察。我真是很想趁着小说出版鸣谢他们，但又怕他们会受到伤害。

记者：有没有给赌徒看？

严歌苓：也给赌徒看了。因为我是从两方面搜集资料的。有赌徒看了就说，写得太好了。你怎么知道我们是这样状态的？我作为女性来说，我知道女人其实特别不理解男人为什么会赌。从比例上来说，女赌徒数量其实是大大小于男赌徒的。我来审视男人，赌徒的世界。女人做叠码仔也挺少的，因为做叠码仔也要有赌性。你敢借给他钱吗？这个人你看准了没有，他要是不还你怎么办？各种手段，甚至动用黑社会帮赌场去追回来这个钱。这是个非常惊心动魄的行当。

记者：所以可以说女主人公是个很有争议的人物？

严歌苓：女人是赌徒的对立面，从来就是。从生物性来讲，我们女人是保护家园的，这跟赌性是完全对立的，女人要求的安全性，不是要一夜暴富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主人公也是比较可信的。她一面非常仇恨赌博，另一方面她又是通往赌博的桥梁，其实她是一个带反面色彩的人物，或者说她是一个特别多面的，有很多暧昧晦暗色彩的女人。

记者：您的这本小说里写了很多上流社会的生活，这是取材于您身边的朋友吗？

严歌苓：是对富人的生活的一种观察，很多富人他们不活在我们这个世界。我看到太多富人的生活都是这样的，可能一起床太阳都要落山了，他们是没有早晨的人。喜欢早上的人大都是很自律的人，因为起床是个很挣扎的过程，但是劳苦大众没的选择。我有一些房地产朋友想涉足影视，就拉着我写剧本，也给我讲了一些事，谁把手指头切断了一次又一次。

关于状态 现在对中国的社会特别着迷

记者：你会在乎读者的反馈和同行的评价吗？

严歌苓：有个优势就是我住得很远，不太听得到观众或者读者的评价，所以我不是一个主动去寻找评价的人，我觉得各种杂音会影响我的独立思考，因为我知道我非常相信自己的审美，对于文字的审美和故事的审美。这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事情，如果我听了太多，就会患得患失了。

记者：平时的写作状态是什么？

严歌苓：我过去是个跳舞的，所以就形成一个习惯，每天的训练是很必要的，过去是练四肢，现在是练脑子，每天写一点东西，每天构思一些故事，读书的时候做一些思考，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运动。这么多年，这几十年我习惯了这么做。每天都要读书，有的时候读到好的文字，就在家里端着红酒乱走，很迷醉的感觉。每天都会看电影，我家里有个很大的电视，我就在家看。

记者：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严歌苓：我非常非常忙碌，因为我的先生在别的城市上班，我每天要安排孩子生活，陪她跳芭蕾舞。就像一个推土机一样，两头忙。就在写这本小说的时候我还说，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女人是像我这样生活的，太忙碌了。但我看到孩子一天天长大，又觉得很充实、很荣耀的感觉。因为觉得自己毕竟忙出一点名堂来了，不是很空虚地在度日。

记者：《毕业歌》算是您的作品吗？

严歌苓：正好要解释一下，那不是我的作品。那是我的电视剧，其实我不是个写电视剧的料，我这个人很难说不写，就答应了。后来他们说要把它出版出来，但是太长了，40多集，就找了一位年轻作家根据我的剧本改写了一下。我本来没有太在意。但是去年年底推出来一个“严歌苓的最新小说”，我就非常着急，非常生气。

记者：这两年都做了什么事情？

严歌苓：我把家安在了柏林，作为一个女人来说很重要。写了《金陵十三钗》的电视剧本，两部长篇，《老师好美》那本书准备在路金波那里出。我永远是一个边缘的状态，一回来发现，中国又变了，很多过去没有的生活方式在诞生。我们容易失去度，东方人的理性比较差，感性比较强。一失去度，就变得恶形恶状，吃、赌、喝酒、情杀……很多很多的现象。肯定会有很多魔幻性的人物出现，我现在对中国的社会特别着迷，现实比我们能够创造的魔幻世界更魔幻。(记者 陈梦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