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公会：钱钟书输给了工业党

南朝时期工艺倒退，不仅只是长期战乱破坏了技术传承积累的缘故，更重要的原因是严重缺乏铜料。晋室衣冠南渡后，长江中下游的传统铜矿产区产铜量都大幅减少，且程度越来越严重。在破镜重圆典故发生不到一百年前，南齐武帝曾命令重新开采汉文帝宠臣邓通的旧铜山，以解决铜荒问题。由于旧矿地处巴蜀，成本高而产量有限，之后不了了之。五十年后的梁武帝时期，竟下令尽罢铜钱，改用铁钱。

中国考古专家曾在湖南省长沙市的梁、陈时期墓葬中发现过直径只有125px的小型铜镜，在江西省赣县发现的同时期墓葬中，甚至还有直径仅为82.5px的小铜镜。有这样的特殊时代背景，破镜重圆的主人公陈朝乐昌公主所用铜镜估计也难免遭遇偷工减料。

破镜重圆：乐昌公主与丈夫徐德言重逢

即便皇室用品不会在质量上打折扣，但由于“破镜”并非无意，且典故中并没有交代公主及其丈夫是如何将铜镜打破的。因此钱钟书以铜镜掷地方式验证，本身就未必严肃。他认为破镜“非有削金铁如泥利器不办”，但是，公主的仆人们或许用的就是“利器”呢？

钱钟书出身自无锡豪族，家中所藏铜镜自然不会是工艺低劣，养护不当的次品，且流传至今已通过了许多考验，本来就存在考察样本上的偏差。此外，“破镜”仅仅是独发事件，去考证“铜镜能否容易打破”并无普遍意义。

破镜重圆的墓葬文化

“破镜重圆”故事本身是否真的发生过？今天史学界对此仍存争议，但故事中“重圆”要素，则脱胎自久远的墓葬习俗。

所谓“一物分葬”的习俗，是有意将一件完整的器物分为两半，并分别葬在夫妻的两个墓葬中。距今3300年的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墓地就出现过。该地两处墓葬中，分别出土过一件彩陶壶的口、颈部和同件彩陶壶的腹部及底部，各部分经过拼接后，恰是一件完整的彩陶壶。从两墓所葬的骨骼分析，一为男性，另一为女性，且两者年龄相仿，推测可能是一对夫妻。

“破镜重圆”寓意即肇始于此。而铜镜又能为“一物分葬”带来更多新的寓意。沈从文在1949年后的压抑岁月中远离文坛，潜心文物研究，依据多枚有“见日之光，长毋相忘”铭文的铜镜推断：西汉初年的社会，已经开始用镜子作男女间爱情的表记。因此，铜镜不仅在生前相互赠送，以作纪念，在身后也可以用于“一物分葬”。1956年在鄂州发掘出的两座南朝时代的古墓证实了这一点：出土文物中便有分在两墓却可完美拼合的铜镜残片。

学界对“破镜”能否作为“一物分葬”葬俗的表征，最初十分谨慎。偶然在墓葬中发掘出的残片，一直无法排除盗墓者毁坏或自然灾害的可能。直至恰能严丝合缝的铜镜残片大量出土，且分布范围包括河南、广东、安徽、江西等地，墓葬跨越的历史年代涵盖西汉、东汉、唐、宋、清代后，这个判断才建立起来。

2003年，安徽省怀宁县两座唐代墓葬中各清理出土一枚半面铜镜，可完美拼合

“一物分葬”体现了后人希望前辈可通过破镜于阴间再相识相聚，永续爱情的愿望。习俗的形成来自教化影响，《中庸》有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存，孝之至已”。《荀子 礼论》也有论述：“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终始一也。”

按儒家经典的论述，夫妻合葬是“事阴如事阳”观念的最好体现之一。但夫妻同穴合葬，很多时候在真正实行起来会有诸多困难。例如合葬时若打开逝者的坟墓，在传统观念中这无疑会扰动先人，而看见死者腐烂的尸骨，则会再次伤害死者后人的感情。这时，破镜分置成为变通处理的选项之一。

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成书于1970年代，资料依赖于多年深厚积累，他摔铜镜时，当不知鄂州出土了被分葬的铜镜，而学界承认“破镜”是“一物分葬”葬俗，亦晚于《管锥编》。所以，钱钟书先生摔镜的结论固然对解析“破镜重圆”典故并无实际价值，但它至少还算一桩文坛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