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我不是书斋里的作家 我在历史深处寻现实解药

从文学走入现实

年过半百的阿来仍然精力充沛，像一个勘测员，目光锐利地打量着这个世界。言及社会积弊，敢怒敢言，不留情面。

“地方官员好大喜功、腐败懈怠，看过去瞻对的历史，好多问题都是这样出来的。今天的官场问题甚至比过去更严重，出了一点事赶紧瞒，有了一点小小成绩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成绩的时候就急于到处推广，还没吹嘘好，可能又出问题了。这跟过去一模一样。”

阿来思索，透过《瞻对》来讨论这些还不够，他还想进入新的现实层面，“这是有风险的，但是我愿意冒这个风险。”

人民文学奖领奖之后，阿来发表感言说，最初进入文学是想写小说，但文学却把他带入到了现实世界当中。谈起文学，这个言辞激烈的男人语气变得平和，深情款款，“真正的文学，一定是通往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我努力地通过文学之路，把这个世界推开，到处走走看看。”

就是因为这样，他写《尘埃落定》，写《空山》，写《格萨尔王》，写《瞻对》，拧成一股绳，在藏区的时代更迭中剥皮抽筋，一以贯之的是直抵社会肌理的观察。如果说《尘埃落定》讲的是旧社会的崩塌；那么《空山》讲的就是新生如何艰难地到来，政府犯了错误，又由谁来买单；《格萨尔王》探寻藏文化的根源，书写民族形成之初的史诗，回过头来，又带出了《瞻对》。

“政府也好，知识分子也好，曾经迷信经济的威力，过去经常说一句话，‘在发展中解决问题’，那么是不是新时代一来，社会主义咒语一念，人民就幸福了呢？”传奇故事的外壳怎么样并不重要，回答这些疑问，才是阿来的兴趣所在，“这不是说抄一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心里就亮堂了，文学有自己的途径来认识世界。”

从文学走入现实，阿来已经不是书斋里的作家，每天宅家里，规定写多少字。他直面现实，也很入世，组织成都“公和社区发展基金会”举办公民教育讲座，和青藏高原百姓募集资金保护珍惜动物，还发动学者科考，研究诸如怎么保护三江源的环保命题。

即便在写作时，也一定要在大自然中行走，和民间文化接上头。藏区讲故事的人那么多，有一字不识的老农民，有小有名气的文化人，有国家干部，还有家庭妇女，每听一个故事，就像看了一部现代小说。这当中可能还会发生点可爱的意外—譬如，写《瞻对》的时候，曾经从僧人手里拿到一些史料，掏钱请人翻译好后，发现一份材料没有开头，忙问怎么回事？对方回答，这些书经常拿出来晒，前面的被羊吃了！

放空是为更好地进入

为写《瞻对》，阿来时不时就独自一人开着车奔向青藏高原。车里随时放着一个行李箱，里面塞着洗漱用品，还有野外露宿的帐篷、睡袋、折叠桌椅。现在藏区找个住宿很容易，但很多时候他想过过瘾：那么好的草地，那么漂亮的星空，不露宿一下有点儿说不过去。

少则十多天，多则两个月，一个县到另一个县之间，有时候要花去一整天。大部分时间在路上，怎么办呢？挑两三张古典音乐，边开车边欣赏，累了就下车休息，一路上几乎是无人区，打开折叠桌椅，看看诗集，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做，发发呆看看云，一个人也不会觉得孤独。在高原行走，他还养成了观察植物的习惯，给单反相机配了5个镜头，只拍植物，不拍人，“因为觉得有点冒犯”。

更浪漫的是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从城镇到乡野，汉语和藏语不断转换，有时候还没等自己反应过来，就“穿越”了。

但是一触到现实，阿来的神经又立刻绷紧，回到对峙的状态。

从前，喜欢显示英雄气概的男子会在腰带上斜插一把长刀，牛皮做鞘，刀出鞘，宽约三四寸，长二三尺，寒光闪闪，刃口锋利，方言称之为“夹坝”，而后演化成“强盗”的意思。清政府对瞻对出兵就始于夹坝横行。如今，这种刀在生活中隐退，他感到些许遗憾，“我反对暴力、夺人钱财，但敢做敢为的英雄气概，血性、担当的东西也随之消失了。”

《瞻对》里有对当地藏民不思进取的批判，对自己的家乡嘉绒藏区，阿来也有恨铁不成钢的一面—民风淳朴往往意味着保守和封闭。况且，这种淳朴的民风也在受到外来社会的夹击。今年在去云南香格里拉的路上，一个青年旅舍的老板和他说了这样一件小事：年轻人赶时髦穷游滇藏，在他那儿吃饭没给钱就溜了，转瞬发微博嘲笑道，又遇到一个傻瓜！阿来有点生气：“我们成了现代化武装起来的野蛮人。”

“政府在藏区搞城镇化、新农村，把房子建在一起，远看漂亮，进去空荡荡的。过去藏区住户分散，大多是游牧民族，现在这样符不符合他们的习惯？催得农民太着急了。”

阿来总是在批判，在担忧。他希望《瞻对》这本书能被更多中国人知道。“今天我们的很多知识分子，眼光经常向外看，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我们自己国家发生的很多现实问题，到底要怎么办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