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国学大师or抢运学人
嘉宾:对,你讲的是有道理,他当然他国外学那个比较原始,但是在当时柏林大学这种学术环境,他接触的当然不光是语言学,包括史学,哲学,社会学,他都接触过了。你看当他从德国回国带回来的书,你就可以知道了,里边有很多是西方的哲学,西方的文学,西方的历史,那就是说他在国外,他已经注意,已经读这个虽然他没有修这些课程,但是他已经接触到这个。
记者:接触这些,关注这些了。
记者:可能自己私下里头还在读,自学这些东西。
嘉宾:所以他回来以后,他做历史,他就与传统的那种史学就不同了。
记者:不同了。
回到清华,陈寅恪很快为国内国学和史学的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只是,长期游学国外的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时局的动荡已经足以令知识分子忧愁了。
1924年10月末,就在陈寅恪归国前夕,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清末帝溥仪被驱逐出宫,王国维将此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淸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虽然最后未能实现,但彼时政局带给北平知识界的波澜和挣扎可见一斑。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脚步逼近北平。6月2日,陈寅恪在清华的学知和同仁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后,自沉昆明湖。这给十几个小时前还与王国维坐而论道的陈寅恪带来的震惊是不言而喻的。
记者:他好象也曾经也说过,就是一种文化这种剧烈地变化,就是其实最痛苦的是被这种文化已经化育的,这种文化人,他的内心的痛楚是一般人很难理解的,他其实就是说的是自己。
嘉宾:对,他就是在纪念王国维的时候讲了这些话,所以可以说这点来讲,他是跟王国维先生很相近。
记者:是同气相通的。
嘉宾: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王国维也认为现在,他原来那种传统文化已经没有了,他就很失望,陈先生我认为他不是,他并不以为这个社会的变革,就把整个文化都没有了,他这点就跟王国维我看是不同。
记者:王国维是随着那个旧的朝代,一起就去殉葬去了等于就是,他虽然陈寅恪先生对他有一个新的解释,认为他殉的不是这一个朝,殉的也不是某一个人,他殉的是这个文化,
嘉宾:对
记者:所以这种沉痛就愈发地深沉,但是在陈寅恪自己看起来的话,他不必走王国维的这条路的。
嘉宾:是,这点是跟他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文化人来讲,这两点,这两个人都是相同的。
1929年夏,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的碑文中这样写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这份“自由之思想,独立之意志,”后来也成为陈寅恪治学一生的信条,后世学人求学的典范。
与王国维不同,对传统文化充满希望的陈寅恪对学问仍然孜孜以求。1929年,时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的他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了深入详尽的研究和著述。
嘉宾:关于他的这个学问,现在讲的很多了,有些人就不太理解,为什么他在国外留学,学的都是梵文。
记者:吐火罗文、巴利文。
嘉宾:巴利文,那学这个主要是读古本的那个佛经,为什么他后来并不研究佛教的那个东西,他在有一个地方表示,他说我只是把佛教的经典的不同的那个版本,做一个比较,就是说有些主要是汉文的那个佛经,翻译不准确,
记者:对。
嘉宾:所以他认为你要读佛经,领会那个佛经的话,你必须要精通佛经原来的那个文字,原点。
记者:就是做学问做到陈先生这个境界,这个层次,他不可能再相信别人的第二手资料。
嘉宾:对。
记者:他一定要倒回去,倒到那一个原点,所以宁肯花很多的时间,在国外留学去学这一些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他甚至还学过藏文和蒙文是吧。
嘉宾:他藏文也很懂。
大量语言的学习,大量佛经的考证,使得陈寅恪以一种旁人无法企及的方式亲近历史,扎根传统。
嘉宾:所以他实际上读那个佛经的话,是为了研究历史。
记者:对。
嘉宾:因为中国的历史从汉代开始说吧,受佛教影响很大。
记者:对。
嘉宾:特别到南北朝以来。
记者:隋唐,都一样。
嘉宾:一直到宋代,
记者:对呀。
嘉宾:宋代那个理学都是受那个佛经的影响,所以他认为你要深刻理解中国历史的话,你必须要理解佛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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