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经济学得主萨金特：经济学发展能避免重复犯错

2014年，萨金特又一次来到了中国。在4月19-21日期间，他会停留在广东，参加“2014·影响力中国论坛”。

虽然今年已年过六旬，但是作为一位杰出学者和智者，萨金特在3年前，也就是2011年10月10日下午1时20分，在美国最知名的学府普林斯顿大学会议厅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当时参加新闻发布会的记者占据了坐席前两排，而后面则挤满了慕名前来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萨金特在经久的掌声中落座，掌声又持续了近半分钟，他有些局促地微笑着，向台下招手。

有旁观者描述，相比于大家欢呼他获奖的喝彩，萨金特似乎更享受另一种掌声。萨金特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新闻发布会，让很多人感觉很像是一场宏观经济学和《百年孤独》“串讲课”。这种结合了经济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教学方法，或者说个人智慧的展示方法，对萨金特和他的学生们来说，并不陌生。

当这场串讲即将结束时，萨金特向学生们告别，并这样说：“你们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能力，我看过许多学生，我知道你们这些人超出我教过的平均水平，我想说，不要放弃研究。”说着，他拍掉手上的粉笔灰快步向门口走去，学生们集体鼓掌，直到他走进楼梯再也听不见。

老教授萨金特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在获得诺贝尔奖的3年后，他位列世界上14位被引用最多的经济学家之一。

2014年，萨金特又一次来到了中国。在4月19-21日期间，他会停留在广东，参加“2014·影响力中国论坛”。在此之前，围绕着经济学发展、中国、世界经济和一些个人问题，时代周报对萨金特进行了专访。

家族之痛让其立志研究经济学

时代周报：可以介绍一下你的家庭吗？你会和他们分享你的研究成果吗？他们能够明白吗？

托马斯·萨金特：我妻子卡洛琳非常聪明贤惠，尽管她并非一位经济学家，甚至也不是一名学者。但是她非常具有智慧，要知道，她作为一个核物理学家的女儿，身上自然流淌着优秀的基因。她时常关心我的工作，询问我最近在研究些什么，她也时常会读我的论文和书，并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时代周报：是什么引领你走上经济学之路的？或者说，为什么你会选择经济学研究作为你的人生职业？

托马斯·萨金特：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给我的祖父和外祖父都带来了不幸，两个人都失业了，也在产业上损失惨重。特别是我的外祖父，再也没能从重大的打击中恢复过来。由此让我有志于去了解在两位老人的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带给他们和其他同代人如此惨痛的命运？也希望能够对未来避免经济危机或减少给人们带来的损失作出贡献。

时代周报：许多报道和资料将你称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流派的学者，你是否赞同这种标签呢？或者说，如何理解所谓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流派？

托马斯·萨金特：和很多其他的标签一样，这种简单的定义也算有利于人们去快速地了解一些东西。但是其太过简略了，导致不是很精确。其实所谓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这个概念，我想，我应该是提出的第一人（见于我1979年发表的著作《宏观经济学》一书）。对这派思想，你可以这么来解释，在一定规则之下，人们在趋利下，能够自发地做到最好，而商业就是在这个模式下循环和增长的。

时代周报：在经济学研究领域，有哪些学者和著作，对你影响最深？

托马斯·萨金特：我曾受益于许多学者和著作。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人有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数理经济学的代表人物，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世界最有代表性经济学家之一），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教授，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约翰·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约翰·慕斯（John F. Muth，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被誉为理性预期之父）， 小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 Jr.，芝加哥大学教授，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理性预期领域提出“小卢卡斯批判”） 罗伯特·汤森（Robert Townsend，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著名管理学理论研究者），和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斯坦福大学教授，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经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时代周报：你是201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那么从2011年到今天，3年多过去了。经济学研究领域有什么新的成果，有哪些学者和他们的研究让你特别的印象深刻？

托马斯·萨金特：在理性预测主义这个体系里，最近几年衍生出一些新的模式，有一些内容可以称之为“差异化预测”（heterogeneous expectations），我对此非常感兴趣，觉得很有前途。在这一块，大卫·克莱普（David Kreps，斯坦福大学）和迈克尔·哈里森（Michael Harrison）是先驱者，他们发展了凯恩斯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