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别传》：由一代名妓走进明末士人

几年前研习中国明清史，我便对明末文坛宗主钱谦益饶有兴趣。钱谦益于明清易代之际是一位不可忽视且颇令人困惑的复杂历史人物。钱氏传世诗文著作以及记载钱氏事迹的史料虽多，但极不易读懂。一方面，钱谦益身为“东林党魁”，学贯天人，诗名盖世，被时人推为“当代文章伯”，其诗文最大的特点便是巧妙融合古典（即旧籍之典故史实）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和同时代人之诗章）。且因钱谦益改事新朝后，为避时禁，其诗词文章多隐讳之辞。所以，若非博识通人，绝难通释钱氏诗文之僻事奥句。另一方面，钱谦益早为清流魁首，晚乃附和马阮，降顺清朝，以致身败名裂，素为时人所不齿，犹被东南旧朝党社中人所诟毁。至其身后，积极致力于彻底扑灭汉人反清思想活动的乾隆帝将他列为千古罪人再三加以口诛笔伐，甚至于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下令把他列入贰臣传乙编，以示最大之谬辱。从此，钱谦益在中国文坛成为众矢之的。有关他的事迹常见于明清正史、文人笔记及野史轶闻中，但多为诟骂之语，真伪难辨。

《柳如是别传》是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释证钱柳因缘的一部巨著，录入《陈寅恪文集》，于一九八○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首次刊行。自其问世以来二十年间，引起众多学人对这一课题的重视和研究，关涉钱柳因缘的论著、说部层出不穷。今年年初三联书店重新整理出版《陈寅恪集》，又率先推出《柳如是别传》，足令每一位致力于明清史研究的史学工作者和仰慕陈先生大师风采的青年学子备感兴奋。从我个人说来，手捧先生巨著犹如身怀瑰宝，惜乎才疏学浅，勉强读完此书，通解固未达到，通读犹有疑难。不过读后仍有不少体会，尤其对钱氏资料晦涩难解、真伪难辨之因有了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

首先，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之旨，乃时人著述时严格遵守的一基本准则。

例如，钱谦益与云间孝廉陈子龙虽在文场情场皆立于敌对地位，但两人交谊素为深厚笃挚。钱氏门人瞿式耜刻《初学集》时，却删去钱陈两人赠答诗书，陈寅恪先生就此论道：

似因避去柳陈关系之嫌所致。此点若非出自牧斋（钱谦益号），则必由于瞿稼轩（瞿式耜号）之主张。瞿氏于此未免拘泥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之旨。（见《春秋公羊传》闵公元）遂为师母讳耶？（《柳如是别传》三联书店版，六二○页）

又如，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凤阳总督马士英疏荐钱谦益开府江浙，控扼海道，与马士英、史可法三方鼎立，联络策应。钱氏门人顾苓著《河东君传》、《东涧遗老钱公别传》时，绝口不提此次疏荐本末。陈寅恪先生指出是：

岂欲为其师讳，而避免吕步舒之嫌疑耶？鄙意云美（顾苓字）宅心忠厚，固极可嘉，殊不知牧斋此次之起废，由于瑶草（马士英别字）之推荐，实为牧斋一生前后打成两橛之关键所在。若讳言此点，则于当日之情事，不可通解矣。（八五一页）

还有，顾苓《河东君传》于柳如是之本来姓氏、籍贯及在适陈子龙为妾以前之事迹，不道及一字，亦因持春秋之旨而有所隐讳。（四三页）

除了钱氏门人为师讳以外，陈子龙弟子王党于陈子龙妻张氏，撰《虞山柳枝词》时，既为其尊者即陈子龙讳，又为其亲者即张氏讳，故隐没其师及师母与柳如是之关系，转而矢于柳如是。（四四——四六页）可见，春秋之旨实为旧时文人士子著书立说时所遵循的一基本准则。

原本，中国传统社会里弥漫着温柔敦厚的人情化的伦理亲情。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将仁义道德作为维系人际关系、巩固社会制度的黏合剂，把三纲五常视为严明社会等级制度的准则和约束人们行为规范的思维框架，由此形成以伦理为本位的价值判断标准。长期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士人秉持春秋之旨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完全符合传统的伦理纲常，自然无可非议。可是，此旨与“直书其事，不掩其瑕”的史笔精神相违。固然瞿、顾、王之流并非史家，不能以此苛求之。但他们的有所讳饰，却人为地给历史真相掩上了一层面纱，为后人解读这段历史事实增添了难度。

其次，明季士人党派之争、门户之见最深，时人站于不同立场，必留下不同的言论。

明季党争，自以东林与非东林之争最为人所熟悉。钱谦益初进仕途，便为东林党人叶向高、孙丕扬所赏识，就此终生卷进党派斗争中，不能自拔。万历三十八年（一六一○）他与韩敬争状元失败，仅得探花，深以为憾。不久因叶、孙两人失势，他失去掌权者的支持，丁父忧居乡十年而无法补官。泰昌元年（一六二○）始被召还朝，次年（即天启元年）主持浙江乡试时，他为政敌韩敬所陷害，于钱千秋一案以失察之罪夺俸三月，后以疾告归。天启四年（一六二四），他再次回朝以翰林编修充任经筵讲官。此际东林党与阉党争斗激烈，他被魏忠贤党指为东林党魁，于次年削职南归，再次受党争之累。魏忠贤在思宗即位后失势，钱谦益声誉日盛，有进身宰辅之望。崇祯元年（一六二八）会推阁臣时，他与温体仁、周延儒争宰相失败，且因此被谴，终身愤恨。崇祯十年（一六三七），钱谦益再次遭温体仁的打击，与其门生瞿式耜被指控于地方专横而入狱，次年始获释。清兵入关，他勾结在朝在野之党徒，自以知兵为借口，阴谋排挤周延儒，欲取而代之。北都倾覆，马士英、阮大铖拥立福王。钱谦益为保权位，与马、阮钩连，自毁晚节，且因其赞同东林党主立潞王，终不得为宰相。南明弘光政权倒台，他迫于多铎兵威，投降清朝，随即请病南归，从此不再出仕。可以说，钱氏一生宦海沉浮，都离不开明季激烈的党派之争。更因其本为清流魁首，自依附马阮、迎降清兵以后，气节有污，乃遭东林党社旧人众口訾，攻击不已。

其实，钱谦益早年身列东林之首，何尝不是持有强烈的派系观念。就以崇祯元年（一六二八）阁讼一案及钱氏对政敌周延儒之态度为例，陈寅恪先生有如下的论证：

牧斋平生豁达大度，似颇有宰相之量。独于阁讼一事，则愤激不堪，颇异其平日常态。如郑方坤《本朝名家诗钞小传》上《东涧诗钞小传》云：“其平生所最抱恨者，尤在阁讼一节。每一纵谈及之，辄盛气坌涌，语杂沓不可了。”可以为证。然牧斋之对待政敌……于周延儒，则周氏第一期为相，与温氏（温体仁）钩连，即阁讼有关之时期，遂亦怨之。及周温俱罢相，温又先死，牧斋乃欲利用玉绳（周延儒字），冀其助已，稍变前此态度。后因周氏阻其进用，遂更痛恨。（二二○页）

牧斋于崇祯十四年（一六四一）辛巳三月初八日浴阳池，寄诗河东君（柳如是）后，阅三月至六月七日，遂有茸城舟中合欢诗之作。此三月中实为平生最快心满意之时。忽闻周玉绳再入相之命，胸中不觉发生一希望与失望交战之情感……此诗（《初学集》十九《东山诗集》二《三月廿四日过钓台有感》）末句（“不用先生买菜书”）即用皇甫谧《高士传》下《严光传》下“买菜乎？求益也”。之语，意谓不欲藉周氏之力以求起用。然此不过牧斋欺人之辞耳……至《初学集》二十下《东山诗集》四最后一题《甲申元日》诗中“幸子魂销水前”及“衰残敢负苍生望，自理东山旧管弦”。等句，则更是快意恩仇之语……又《有学集》一《秋槐诗集》载《金坛逢水榭故妓，感叹而作。凡四绝句。》其第三首云：“自轻浑欲出鹅笼。”此题下即接以《鹅笼曲四首，示水榭旧宾客》。此两题共八绝句，皆为诋笑玉绳之作。其时君亡家破，犹不忘区区之旧隙。怨毒之于人，有若是者，诚可畏哉！（六四七——六四八页）

明季士人间有党派及意见之分别，不独国政为然，即朋友往来，家庭琐屑亦莫不划一鸿沟，互相排挤，若水火之不相容。如陈子龙弟子王，其文章行谊本卓然可称，但他不仅秉春秋之旨，讳饰其师与柳如是的往来，更因不喜欢柳氏而肆意批评，并痛诋钱柳因缘。（四四——四六页）又有柳如是旧识宋辕文，碍于家庭的反对，两人不能结成佳偶。他自失爱于柳氏后，终明之世，未能以科名仕进，致身通显。后入仕清朝，得以显贵，更嫉妒钱柳之因缘，借机攻击钱氏，实有违当年之情义。（八五——八六页）此外，即便是钱谦益家中，也有钩心斗角、党派竞争的存在。曾为钱柳讳言的瞿式耜、顾苓等，皆属同情、左袒柳如是一派。与之居于反对地位者，乃钱谦益夫人陈氏之派，如钱氏族人兼门生钱曾。他笺注《初学集》、《有学集》时，因深恶柳如是，自不注钱柳有关事迹，殊有负于其师“得一明眼人，为我代下注脚，发皇心曲”之心愿矣。（十一页）由是推知，以党派相争、门户恩怨之故，所言皆未可据以定是非。再次，明清鼎革之际，为避时禁，时人著述宜有所讳。

历史上王朝兴衰、新旧政权更替，总免不了与暴力、血腥相伴随。明清鼎革自然也不例外。满清入关之初，凡汉人稍有不满之词及抗拒新政权之表示，必难免于罪戾，或累及家族，或致身命之危险。钱谦益事清不久，便辞官南归。旋即黄毓祺案发生，钱氏因曾留黄毓祺于家中，并答允资助招兵而被逮入江宁狱。幸赖柳如是之机智，请得梁慎可、佟国器等人开解，始得无罪。钱氏受黄案牵累下狱一事，足见清初士人处境之不易。故他在黄案期间所作诗文，自多删弃，且不敢显著援助者之名字。间有存留者，亦仅与当日政局表面上大抵无关诸人相往还之作品。（九五一页）关于此点，便是时人著述吟咏，抵触禁忌，有所避讳之明证。钱谦益脱免于黄案，被释还家后，钱柳两人寄托于桂林永历政权，认为明室中兴有望，积极与永历朝廷及门生瞿式、郑成功联络，互通诗歌。钱氏还以老耄之年，奔走道途，远游淮甸访蔡士英，两次赴金华游说马进宝反清，至苏州、金陵与有志复明诸人相往还，做接应郑成功攻取南都之预备，以谋复兴之使命。其间，他以共诸文士游宴，征歌选色作为一种烟幕弹。所作诗文，多有避忌，故往往缺略，不易稽考。（八四三页）随着清王朝盛世的到来，从王朝长治久安着眼，为忠于一姓王朝而视死如归的忠义，被看作为人臣者的大节得到提倡。基于此，清朝统治者一改初时敞开怀抱欢迎战败降臣及归顺者为新朝效力，并给予优厚待遇之态度，转而将抗清者作为忠功之典型大加褒颂，对降清者却大肆贬骂。因此，钱谦益因其叛明降清失节一事，于身后百年遭乾隆帝之鄙视唾骂，所著文字亦被谕令禁毁，不使流传。所以，清代士人痛诋钱氏之言，既因钱氏本人确实大节有亏，又因此禁纲，有所避讳。徐著《小腆纪年附考》，论及“钱氏疏颂马士英”（见该书八“顺治元年甲申十月条”），不得不作自解之语，庶免违旨之嫌，便是其例证。（八五二——八五四页）

概括言之，由于上述三方面原因，导致有关钱氏之传世史料多而杂，极难解读。陈寅恪先生本着“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4页）之创作动机，著《柳如是别传》，释证钱柳诗文，博考而慎取，对记载之隐讳者表出之，诬枉者驳正之，探河穷源，剥蕉至心，发皇钱柳之“心曲”，并为读者演示出一幅明清易代、社会变迁的精彩历史画卷。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透过以上三方面导因，足以聊见明清之际时代环境、社会风习和士大夫文风之一斑。这，亦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