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中国不易出现“追根究底”的思想家

何怀宏不时站起身来走动。因为腰椎间盘突出，他已动过两次手术。有好几年，他只能躺着或趴着看书。

这间书房——他“身体的延伸”，除了两扇门，墙面全被书架盖住。

他有一头柔软的淡棕色头发，有些乱；他讲自己三四十年前事的时候，声音有点远；讲几百年前那些哲学家和他们的智性生活时却很近。

沉迷在哈佛近百个图书馆里

“我爷爷是个孤儿，被一个姓聂的磨剪刀老人收养，一生没念过书，租别人的田地种，苦了一辈子。但他打定主意要让我父亲读书，这影响到我奶奶。她拿纸引火，看到上面有字，就要问一下。我父亲读了4年书，写一手非常好的正楷，解放后被动员做了乡长，然后有了我们兄弟姐妹5个……这是很有意思的事：个人和家族的生命线，因为一个磨剪刀的好心人，从弱小慢慢又强大起来。我理解为坚韧。”

何怀宏从小对书有出众的嗅觉。在江西清江县那个山清水秀的园艺场里，有不少下放干部，何怀宏能嗅到谁家可能有书，然后想方设法借来看。从《长征回忆录》、《红旗插上大门岛》之类的红色经典，到《安徒生童话》。即使一本破破烂烂的书，他也能看出一些独特的东西来。

他曾在废品收购站等别人卖旧书，曾为借一本书走十几里路，也曾寻找一切机会帮当地图书管理员干活——他童年最大的理想就是长大当个图书管理员，因为“权力大，管那么多书”。

“书很容易进入，随时都可以，不需要和人打交道，或客套。书是有邀请性的，有亲和力的，当你看进去了，就进入了跟日常生活不一样的另一个世界，有一些美的、神秘的东西。在那个饭都吃不饱的年代，书代表一种美和理想主义。”

12岁小学毕业，“文革”开始，学工学农，再到搬运公司当工人，18岁去内蒙参军。在部队，他依旧在书本里寻找另一个世界。他至今记得那本《解放军画报》的封面：一个男孩穿着白衬衣、蓝短裤，挥舞着鲜花。“看起来很美，和平时看到的很不一样。”

有一年他到矿山看朋友，朋友是老师，教几个学生拉小提琴。那晚没有灯，黑暗的矿山传出小声的、悠扬的琴声。“我觉得很陶醉，它的力量很大。”

1973年，何怀宏被调到部队理论调研队，1979年转到上海空军政治学校，每天强化式学习英语5－6个小时。1982年7月，他一月啃完英文版《存在与虚无》，当时一本书只能借一个月。1984年他自学了拉丁语；1985年，法语；1986年，德语。

1993－1994年，他在哈佛大学近百个图书馆里长时间逗留。

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到哈佛到中国文化研究所，最后落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何怀宏教书已近10年。他说自己的人生哲学介于儒道之间，有一点超脱逍遥，不会太执着。

他不爱某些美食比如螃蟹、火锅，因为复杂费时。

他喜欢发呆、走路，住在密云水库边时每天快走30公里。

这个世纪不如上个世纪精彩

李宗陶：您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契约伦理和社会正义，您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怎么看？

何怀宏：《社会契约论》当然是很伟大的、充满思想力的著作。

李宗陶：但是后世有学者提出质疑：请拿出证据来，当初谁跟社会签了那一纸契约？

何怀宏：我觉得这个不是要害。思想论证不一定要事实上存在，哲学著作不是历史著作。《社会契约论》不是从历史出发，而是从理念出发，它的要害，可能最难琢磨的是“公意”的概念：一个人把自己所有的权利交出来，然后产生一个融合了所有意志的“公意”，这当然是很理想的，倒真的是集权主义。卢梭的问题在于他是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包括他对“平等”的一些想象。当然他自己可以不负其责，因为思想家和行动者是不一样的。

李宗陶：您的哲学研究历程是怎样的？

何怀宏：我最早接触的是存在主义。当时的问题是生命和自由，萨特等人的著作对我们刺激很大，因为是要解除一些切身的焦虑。接着关注社会与政体问题……当然其中有些问题本身可能就是无解的，继续往前走的话，有可能会激化；但有些问题是可以考虑的，有可能想清楚，有可能能改善，比如说社会制度、政体的问题。那时候就翻译了罗尔斯的《正义论》和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转到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上来了。

海德格尔和尼采的著作我都喜欢读，读得很兴奋，尤其是尼采，但是没有专门去做研究。

黑格尔、康德对我影响都很大。康德更明显一点，因为我的伦理学理论受康德启发最多；黑格尔（的影响）可能隐蔽一点，法治性原理我受他影响很大，但我不把他看成是集权主义思想源头，我认为其实他是相当自由主义的，一种比较保守的自由主义。

李宗陶：但是伯林说黑格尔的东西他看不懂。

何怀宏：伯林更强调自由。他的基本思想是多元论，就是化解一元论、独断论，尊崇自由，这是很有意义的。但是一个社会里这么多人生活在一起，总要有共识，就是大家觉得“没这个不行”，哪怕是很基本、很低、很薄的。罗尔斯比伯林更胜一筹的地方就在于，他想在多元里寻找共识。

李宗陶：在世的思想家谁比较吸引您？

何怀宏：（沉吟片刻）很遗憾，现在是一个低潮时期，这个世纪不如上个世纪精彩。

中国不易出现追根究底的思想家

李宗陶：您翻译的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非常精彩。关于翻译，王国维先生要“不隔”，严复先生说“信达雅”，您追求的是什么？

何怀宏：在哲学范畴肯定首先是达意。信是转为准确的中文，又不失原意的流畅。我觉得文学作品翻译可以讲究“信达雅”，其他著作“信达”就可以了。“雅”是严复所处时代的特殊要求，那时主要读者还是士大夫，基本都在文言文的世界里，所以严复强调的“雅”其实是带有文学性、尤其是文言文的味道。这个“雅”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他翻译的那些著作的传播。他的译作的选材和翻译都是很好的，但是没办法在今天大量重印，就因为他的文言文翻译太雅了。

李宗陶：外语是另一种思维方式，请您评价一下翻译文体对中国思想界的意义。

何怀宏：不仅仅是开了一扇窗、一扇门，而是让人们走进了一个新世界。因为文言文没办法很细致地构建、分析、推演，譬如先秦著作，《论语》是语录式的，《荀子》、《韩非子》有些推论了，但还是受语言、文体的限制，无形中对思想的约束肯定是存在的。

我们现在借助的工具、概念基本上是西方的，没有这些现代哲学没办法做好。但中国传统中有些概念我觉得很需要发掘，赋予它们一些新涵义，就像我在《良心论》中引入的8个概念：恻隐、仁爱、诚信、忠恕、敬义、明理、生生、为为，这是我的尝试。

李宗陶：您对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好像还有一个不满足：基本上是史的考证，不见问题。

何怀宏：作为思想来讲，中国的古代著作会令人感到不满足。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差异，有点像西方音乐与中国音乐，中国有一些很美的音乐，像《春江花月夜》，有一种西方人不容易把握的韵味，但相对来说，它的表现力弱，只有悲伤或欢快，但人的不高兴也是有很多种的，这时你会发现西方音乐提供了一个浩大的世界。哲学思想上也是这样。

中国人更表现出一种智慧而不是思想。这智慧在某种意义上是重述的智慧，重就是重复，许多东西是述而不作，或者以述为作，很不容易创立新的概念。比如相对《左传》、《尚书》，司马迁算是一个开创者，他用编年体写史，后人就学他，都是编年体，一直都没有变化，包括《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算是学术史，但基本上是文献的汇集。这个好不好呢？我觉得一方面要理解它的价值，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少数本来有开创能力的人，可能因此受到无形的束缚，因为形式、题材、时代的限制，没能开创新的格局。所以中国不容易出现很多种不同观点的、而且是追根究底的思想家或学者。

李宗陶：中国很多学者好像都是先国学，后西学，然后又回到传统中去寻找资源。这好像也是您的路径，您觉得走得通吗？

何怀宏：我现在最喜欢读、读得最多的还是西方哲学。中国的资源很值得开发，但我觉得不可能有一个可以应付现代世界的宝库在那儿。首先量上不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动辄上百万言，老子只有五千言，孔子也不多。我对传统更多的是理解和尊重，也会去学习，但并不意味着我要另起门户，从中开发甚至销售。

中国很难有陀斯妥耶夫斯基

李宗陶：您花那么多精力研究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不是因为他的问题意识？

何怀宏：对。他的问题意识中最深刻的部分是把时代和永恒、信仰和社会都结合起来了，里面有最切实的社会理论、政治哲学，同时也有宗教信仰和精神渴望。这在英美或德国思想家著作里是看不到的。

李宗陶：他预言过俄国大革命和斯大林主义的出现，这种先知先觉您觉得是怎么来的？

何怀宏：文学家的直觉非常好，应该说其他人也有过这方面的思考，但不像他那么……他是非常敏感的。另外他自己的一些经验，比如被人抢劫过、在西伯利亚当过囚徒、终生贫困等等，让他对人性的体验和认识非常深，他也曾经结识过革命者，了解他们的理论，所以这不奇怪。

李宗陶：陀斯妥耶夫斯基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俄罗斯，人人为自己，物欲赤裸裸地膨胀——到了今天，这些问题依然没有改观，是不是某些问题永远存在？

何怀宏：对，有些问题是永恒的。对问题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很重要，比如说人有一种精神的渴望和追求，这固然很有价值，但如果抱着对人性不切实际的看法，采取一种错误的形式，比方流别人血的形式——《日瓦戈医生》里描写的俄罗斯的革命就是这样，把以往一些精神的文化的优秀东西一股脑地摧毁掉，就可能付出很大代价。

中国也是如此。像杨显惠写的《夹边沟纪事》，那些人就那样没有尊严地死了，比野兽都不如。这个代价是否值得？我们经过了这一切，人的精神、道德到底有没有提升呢？没有。

李宗陶：您是性恶论的支持者吗？

何怀宏：我没有，我是心平气和。善端恶端都是存在的，对人、对大多数人不能估计过高，要有一种恰如其分的估计。托洛斯基说的“革命之后，教育普及了，每个人都可以是大学生，都可以达到歌德、但丁的水平”，这不可能。一个人也许不能成为歌德，但他有一颗淳朴的心，可能他的精神、道德境界是一个大学教授都望尘莫及的，而且他得来全不费功夫，他不需要看康德，这是可能的。就像我祖母，她的那种善良令我非常感动。

我可能偏向性善论多一点点。比方说人一生下来就有善端有恶端，但是善端要多一点点，多一点点就不遗憾了，就有决定秩序的天平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感觉到，无耻毕竟是少数，恶人还是要伪装，善还是占上风的。

李宗陶：什么样的状态能激发人性中恶的部分？

何怀宏：比如说制度不理想。有时候在理想主义和物欲主义之间不辨方向，理想破灭后就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物欲横行，赤裸裸。

李宗陶：革命呢？

何怀宏：容易把人的残忍、邪恶调动起来。因为是革命嘛，为了一个最后、最高的理想，可以激愤、暴虐，可以对别人做突破底线的事，所以“文革”时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有的红卫兵冲到盲人学校，把持不同观点的盲人捅死；或者告密；或者是风华正茂的女孩子突然发疯一样把慈祥的校长打死。你说那些打人者就是坏人吗？也不是。但是在那种群体性的气氛中他就可能那样。

最后往往是坚定的温和者取胜

李宗陶：您觉得今天的中国需要哪些思想资源呢？

何怀宏：自由主义我把它看作一个底线，它的涵义是不要强制，尤其是手段的正确，不可伤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但其中也有一种恻隐之心。

李宗陶：您怎么看激进者和“沉默的大多数”？

何怀宏：我相信许多激烈者的态度是气质或处境使然，他们渴望燃烧地表现自己。而在一个有点昏昏欲睡、甚至死水一潭的社会里，我们也希望听到一些激越的声音，希望思想空间因此而扩大；也正是一些激进者首先冲破限度——我们得感谢他们，虽然他们有时也冲破一些有益的“限度”。

但是我们还可以考虑另一种平衡。激烈的左右摇摆或互相攻击常常代价太大，有时甚至动摇了根本。

虽然中国在向新制度转型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一些明显的经济成就和法律成就，但还不是建立在很稳固的基础上。所以是不是应该考虑更多地借重一种中间力量、中间态度？也就是说，应当有意识地让温和成为一种中坚力量，主要的、建设性的力量。

极端的声音是比“沉默的大多数”更能引人注意，但应该有一些坚定的温和者，他们该成为中坚力量——对人性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对个人行为有坚定的原则并坚守底线：不伤害无辜者，不污辱哪怕有罪的人。他们最优秀的德性大概是坚韧，而坚韧也许是今天最值得推崇的一种品质。他们也有激情，但这种激情更多地表现为长期沉潜的功夫，而不是一时的兴奋和张扬。温和常会让人觉得不过瘾，但许多事最后往往是坚定的温和者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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