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从独树一帜到遍地开花

《现代世界的诞生》，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英]艾伦·麦克法兰主讲，刘北成评议，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第一版，49.00元

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新著《现代世界的诞生》目标之一，是证明现代性的起源早于通常所认为的。目标之二，证明“现代性”是人类历史长河中是一种不合常规的奇特事物，倘无英格兰这个“怪胎”，不大可能有“现代性”。这两个目标时刻关联，因为英格兰的怪异性既包括在时间轴线上不合潮流，也包括社会内部发展不合世界常轨，这些离辙都是揆诸欧陆和亚洲两千年来的主流发展模式而言。

以往对于“大分流”之开端有四种见解。第一，古已有之，欧洲和别地的发展模式自来不同。第二，罗马帝国衰亡和中世纪欧洲崛起之后，欧亚大陆两端分道扬镳，此过程持续到1200年左右。第三，英格兰在16世纪开始发生一场剧变，其过程涵盖1500-1800年，进入19世纪，英格兰成为第一个工业国家。第四，也就是作者感兴趣的，英格兰与欧陆西部及东部之间于11~12世纪间已开始分流，及至1500年，英格兰已经迥异于欧陆大部分地区(欧洲的一些边缘地区如荷兰、葡萄牙、瑞典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入英格兰，但时间靠后)。麦克法兰强调的是，1500年以后的英国并非在做什么全新之事，而是在11-12世纪已发生之分流的基础上，变得更加富裕和更加城市化。

既然麦克法兰的目标如此明确，那么，要评价此书基本结构和立论的好坏，应当着眼于他是否有力论证了英格兰13世纪以来的社会状况已经符合“现代社会”的标准。此中必然涉及到“现代社会”或“现代性”的定义。

麦克法兰在首章便对“现代性”有清晰定义，此后又多次总结“现代性”或“现代社会”的表征。“现代不等于最近，也不等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时间点。……现代社会对不同领域进行了深入划分，致使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个领域，无论是亲属关系、宗教还是其他，能够提供一种基础性原则。每一个领域都被另一个领域所制约。……现代性的要义在于，一系列似无历史可能性的表征必须同时出现在某个时间节点上。表征之一是恰到好处的人口结构。……第二个表征是政治支柱……许多成功的现代民族的最突出表征是政治自由。第三个要素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家庭的力量必须被削弱，基于血统的严格的社会分层必须被消除，一个开放的、流动的、较为精英主义的体系必须被建立……我们将它们总称为‘公民社会’。……它还有另外两个表征，两者既是上述表征的结果，又是它们的基础。其中之一，是一种全新的财富生产方式的兴起。……另一个在我们看来与现代性有关的表征，是一种特定的认知方法。现代性以其‘科学的’和‘世俗的’思维模式而著称。”(第18-22页)在这跨越数页的描述性定义中，关键点——也是他在后文多次重申的——是政治、宗教、经济、社会这四个体现不同类型需求的领域之间既分立又平衡，公民社会取代以家族和家户为中心的组织模式。

这样的“现代性”定义并非麦克法兰为了配合他的英格兰论述而特地发明的定义，这是公认的“现代性”模式特征，在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和“资本主义”界定中已经有清晰表达。韦伯认为，各领域的分立作为一个“去魅”过程，是现代社会成长的关键一步。不同的领域解脱了相互之间的纠缠，足以让心灵自由驰骋，而不会撞上那些不可逾越的宗教关卡、亲属关卡或政治关卡时，这才具有现代社会的“理性”。需要注意的是，在此书中，“现代”、“现代文明”、“现代社会”和“现代性”是同义语，modern和modernity是同一种内涵的形容词表达和名词表达。国内有些学者则刻意区分“现代文明”与“现代性”，把“现代性”定义为随着现代化而来的一些弊病，于是提出要“现代文明”而不要“现代性”，并假定两者是可以区分的，可以选择接受好的“现代文明”，而拒绝坏的“现代性”。这其实是对现代化进程的一种非现实主义幻想，并且试图通过对“现代文明”与“现代性”的用词区分来达成此种幻想。本文追随麦克法兰本人的用语风格(也是追随modern系列词汇的普遍用法)，不会在“现代文明”与“现代性”之间作语义区分。

在上述“现代性”的经典界定之下，麦克法兰力证，英格兰至少自13世纪就逐步走上“现代化”之路。13世纪以来，英格兰的法律体系已经体现出为政治、宗教、经济、社会的分立和平衡提供基础，亲属关系、绝对主义国家和绝对主义教会三种传统的强制合作在法律的许可下被取消。英格兰的财产权法允许财产持有者在生前自由分配财产而不是必须留给家庭成员;为了规避死后地产交还国王而发明了生前转移财产的信托制度，此信托制度成为现代社会各类结社的法律基础，支持了经济、政治、学术甚至宗教的多元化发展;英格兰的家庭结构呈现出现代的“核心家庭”模式，已从子女对父母尽孝发生夫妻之间尽责的转变;英格兰的孩子很早就被打发出去做学徒从而脱离家庭环境，而农业劳动不依赖家庭成员却大量使用雇工;英格兰已经出现一种“现代的”人口模式，把提高个人的舒适生活置于首要，而把增加家庭劳力和人口置于次要，由此引出了一种良性循环;英格兰早已具备与众不同的工作模式，长期以来负担得起充裕的闲暇时间、大片的闲置土地、高度的物质福利，这些是现代性的主要成果和重要标志;“现代性”的另一独特表征是重视竞争性游戏和运动，而中世纪的美术、文学和其他艺术作品显示，林林总总的游戏在英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悠久的历史，及至大英帝国时期，游戏成为凝聚这一广阔的“想象的帝国”之基要手段。

以上这些现代性表征对于当今之人自然耳熟能详，但关键是，这些是英格兰的“传统”。与欧洲大陆相比，英格兰俨然是个“怪胎”。11~12世纪，整个欧洲出现了生活各领域之间的分立、对立、建设性张力的发展过程，然而13N18世纪，几乎所有的欧陆国家都走上另一个方向，国家和教会之间结下盟约，各身份群体或等级之间的法律区分日益严格，堕入僵化过程。这个转变过程与罗马教会长期致力于取消国王对教会事务的干涉恐怕有明显关系。12世纪，教会已发展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政治机构，英诺森三世任教宗期间(1198~1216)，教廷集权制达于顶峰。当时不仅教廷内部的集中制臻于完善，而且教廷俨然是欧洲的政治核心，其行政管理结构覆盖欧洲大陆，与中古和近世中国的管理结构堪有一比。虽说教宗担任欧陆皇帝的时期为时短暂，教廷的集权结构未及14世纪便开始衰落，但这种结构显然被一些世俗君主继承下来，因此在接下来的时期陆续看到法国、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力图复制此种结构。然而英格兰逆时代潮流而行，导致从12世纪开始便与欧陆大部分地区发生显著分化，体现社会各领域分立的各种特点延续下来且有增无减:“反城市主义，商贸天赋，共同体的缺位，法官和陪审团的共同审理制度，普通法的非成文性质，法律意义上的不同身份群体的缺位，教会与君王之间的张力，核心家庭体系——以夫妻关系为核心、妇女相对平等、子女没有天生继承权:所有这些表征都在持续和巩固。”(第351页)沿着决定性基座缺位而产生的多元出口，英格兰就此走上了“现代化”之路，“只要将生活各领域分隔开，让任何一个领域都无法充当决定性基座，就不可能有任何一种组织原则把国民变得千人一面，而只能放任他们各行其是。……英格兰……是一群你争我斗的个体，是一种百花斗艳的局面。”(第324页)

麦克法兰一方面从社会各个领域的状况描述英格兰的其特性，另一方面有意证明这些奇特表征的来源可以归结为财产权法和家庭关系模式，这也正是他以前那些专题研究的重点，比如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1978)和Marriagge and Love in england，1300-1840(1986)。这本新书可以视为麦克法兰系列研究的一个总括，简明扼要地指出政治、家庭、法律、文化、社会生活、身份意识等各个领域从13世纪开始具有的现代性表征，没有针对任何具体领域进行繁琐论证。此书适合大众阅读和入门阅读，但想深入了解英格兰社会，想知道作者确乎言之有据，则还应配合麦克法兰早前的专题论著。有人可能认为《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在麦克法兰几部中译作品中比较难读，而这本《现代世界的诞生》又广度有余深度不足。写得专深细致，会被挑剔为难读，写得简洁宏观，会被挑剔为论证不充分。写作何其难，而挑剔何其易也。《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若说难读，应是难在理解对诸种法律制度的辨析，因为此书的主体是财产权法专题研究，是否难读，实取决于读者自身的知识结构。

13世纪是麦克法兰所能追溯的“现代社会”萌芽期。所有读者包括麦克法兰本人也都想知道，为什么英格兰会在13世纪开始“现代化”进程或者说停留在“日耳曼森林”状态?但是，英格兰可供深入研究的历史资料目前只能上溯到13世纪。这个缺憾不能视为麦克法兰的缺憾，也不能作为质疑其立论的证据。麦克法兰的确没有办法回答，英格兰“为什么”孑孓独立于潮流之外，但是他成功地展示出英格兰的面貌以及13世纪以来的英格兰道路从无间断。对英国历史和欧洲历史有所了解的人不难承认麦克法兰对英格兰社会特征的描述并非向壁虚构。对人类历史的宏观面貌有所了解人也不难发现，从已知最古老的巴比伦文明开始，农业社会确乎总是会走上集中化道路，当环境和资源难以负担人口规模时，集中模式崩溃，经过一段混乱和人口大规模减少，再次重建集中化模式，如此循环往复，直到某个区域的自然资源被消耗殆尽。然而英格兰奇特地摆脱此种宿命，还为人类文明带来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正是英格兰的传统带来了“现代社会”。麦克法兰的一番追溯让人深刻体认到现代性之奇特与英格兰命运之奇特，而他在书中也提到自己就是要证明，现代性不是普遍事物，而是人类历史中的奇特事物。这样的奇特性该如何解释?涉及到追问终极原因的“为什么”，何止麦克法兰不能回答，只怕是凡人都不能回答。读完此书后的基本感觉是，英格兰在世界历史中的确独特，但并未给人带来狂妄气息，因为这个“怪胎”充满活力也充满吸引力，给人类历史留下正面的遗产，“最伟大的遗产也许并不寓于任何具体事物，而寓于生活各领域之间的关系。我相信，现代世界及其自由和种种裨益的来源，是生活各领域之间由于分离和平衡而产生的不息张力。英格兰开风气之先，成功地保持了国家需求、教会需求、家庭需求、经济需求之间的恰到好处的平衡，使其中任何一种都无法凌驾于其他。这导致了个人的责任和自由，也导致了无休止的矛盾和混沌。因此，英格兰的最伟大贡献或许是向世人证明，混沌、混淆、矛盾和悖论应当受到欢迎”。(第359-360页)

麦克法兰描绘出英国道路的经线与纬线，其最大的价值在于，对于一个想要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要从哪些方面进行修改才能靠近那个范本。如果我们承认“现代化”依然是当今的重要议题，那么就要在辩解国情差异之前，先把握英国道路的要旨，知道该在哪些方面改变。就像麦克法兰在《英国个人主义起源》中译本的《致中国读者》中所说，他希望的是让中国读者了解英格兰人怎样做到让互相冲突的各种压力维持平衡，英格兰人又怎样通过法律、语言、工业、科学、文学、政治、社会体制甚至体育运动和结社而把他们的成功经验迁移到世界各地。也如麦克法兰在这部《现代世界的诞生》之《致中国读者》所言，他希望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份有关西方意识形态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简明论述，供岔路口的中国选择道路时参考。麦克法兰毫不避讳地说，英格兰与中国有着根本差别，前者是一个充分的现代社会，而中国尚未实现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宗教)的彻底分立。现代社会当然是有弊病的，想要现代化就要做好承受那些代价的准备，而行走在先的现代化国家已经在反思并修正一些弊病，这类经验也是我们可以直接借鉴的。只是，修正现代化的弊病不意味着能够把“现代文明”和“现代性”割裂开来，享受好成果的同时便屏蔽坏后果，也不意味着在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之上进行局部“现代化”便可迎来现代文明。

此书原题The Invention of the Moderm World。“invention”强调人工发明与创作，如今较常被视为贬义词，以致在有些情境下被译为“虚构”。其实，“invention”应该视为中性词，具体是好是坏要视语境而言。人工干预未见得不好，而且麦克法兰正是在突出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发明”意涵，英格兰道路的成形同以法律为首的各项制度工具之人工设计有重大关系，英格兰人把自己的经验先北美后印度地带往各地时正是在人为地创造大范围的现代世界。然而，中国尚未充分现代化便已体味到后现代批评的力量，中国自来又崇尚道法自然，于是“invention”成了一个让人头痛的词汇，中译本最后选择了不痛不痒的“诞生”。面对“invention”时的尴尬就像我们面对“现代化”时的尴尬，但回避问题的实质肯定不是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