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结果重要 程序公正更重要

导语：去年年底，教育部披露外语将不再在统一高考时举行，拟实行社会化一年多考的改革，取社会化考试最高成绩计入高考总分，并由学生自主选择考试时间和次数。消息一出，赞同者表示这是一种文化自信，反对者则表示把英语放到重要地位是邓小平的英明，这些年的对外开放其功可鉴。评论人邓康延认为：今日英语教育正是这些错综关系中出生的孩子。因此，教育改革的路径除了政府也更需民间探索。而在应试过程中，除了结果，程序公正更为重要。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小学英语课本前几课是Longlivechairmanmao（毛主席万岁！），DownwithU.S.imperialism（打倒美帝国主义！）。用外国话祝福伟大的领袖，用外国话痛骂最大的外国坏蛋，我们初学时都觉得有趣，后来也Downwith刘少奇、邓小平等一群走资派，也相互嘻哈着Downwith同学名字。近日，我搜集到几本民国二十九年的《中学生战时半月刊》，连载有钱歌川的“英文难句例解”，里边的例句如：Youarenotplayingthegame.(a)你不是在竞技（误）；(b)你不公平（正）。我还记得老父讲给我躲日本轰炸的年代他们小学生的一首儿歌：“爹father娘mother，儿在学校读book，国文数学都good，只有English不及格。”可见中国兵荒马乱时，中小学都未断英语。

1977年底中断了11年的高考恢复，通考语文政治数学，外加划分文理科的史地或理化，不考英语。那时国民经济已到了凑不够考试纸的地步，幸好邓小平惊世骇俗地拍板挪用印刷毛选五卷的好纸，才让我们Lucky地成为77级。相差十几岁的这批大学生，入学英语课是从ABC和元音辅音开始的，不过大家很快就争看钱歌川、许国璋和英语900句了。这辈人“要把被四人帮耽搁的十年青春夺回来”，比照先进大国，振兴中华，背诵英语占去晨读一半时间，好似五六十年代大学生争学苏联老大哥的俄语热情一样。我们的国度是很容易被政治亢奋的。

后来高考加了英语，开放这只手也在推波助澜。当找外宾换兑换卷的上海人、兜售仿制小兵马俑的临潼县农民都会为money说几句数字英文，何况嗷嗷待哺世界新知的学生。英语成了显学、全民学，可大部分都是不会听说的“聋哑英语”，还可能一辈子英雄无用武之地。此外，正像社会的变迁已由政治主导向利益主导转变一样，人们的英语热情被前途和钱途鞭策了二十年还在波澜浩荡。新东方模式全面刷新了老套的钱歌川、许国璋甚至英语900句，英美西方为中国留学军团的托福和GRE高分乍舌，也为滚滚长江东逝水的中国学子及其豪华教育投注措手不及。

今天的关口，教育部出手修理高考病灶，寒光一闪先拿英语开刀。逐步降低英语的分数比重，一年可考两次，取最高分。顿时喧哗一片，褒贬不一。赞同者欢呼：这是一种文化自信，是对之前过度重视英语的纠偏，没有哪个国家会将外语置于母语之上，所以要降低英语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提升汉语和传统文化。英语改革也在适应不同学校不同考生对外语的需求，突出基础能力，淡化选拔功能，减轻备考负担，改变“一考定终身”的局面，促进公平。有需要的人尽可纵深研习，也应允许不需要的大多数只是基本了解。再者，那些从小学习英语的学子出国留学多会赴美、英、加和澳新。十几亿人口大国，留学集中在几个总人口数不过四亿多的英语国家，并成其“人才加工厂”能没问题吗？不止要减弱英语，还应鼓励外语多样化。

反方则称：把英语放到重要地位是邓小平的英明，这些年的对外开放其功可鉴。新政策符合开放吗，会否退回闭关自守？有的美英学者更担忧这般趋势会损害长远的中国利益和美国利益，一些老师家长还担心学生负担未降反升。高中生想在高考前考个高分过关，学校的教学秩序会不会被打乱？“高考多一分，超过千百人”，多数孩子还会自求折磨考两次。还有，把英语推向社会化，课堂英语少了，社会培训费用就升了，贫困孩子怎么办？再者，有些省区为减负取消高考英语听力和口语，会使英语变得更“聋哑”。英语教学的背后是整体高考录取制度的问题，其实是用单一分数标准来选拔还是建立多元评价体系的选择。《新周刊》近日发文称：“1919年以后，蔡元培要把京师大学堂变成现代大学时，学校自治，学生自由，彼此是朋友关系；1952年以后，中国大学学习斯大林模式，大学其实是高等技术专科学校，都是为社会服务的螺丝钉，彼此是同事关系；1977年，关闭11年的高考闸门再次开启，大学得到了一批最有理想主义的追求者，彼此是恋爱关系；到了2010年，大学招生推动GDP、大学城建立拉动房地产，彼此早就成了交易关系。”今日英语教育应是这些错综关系中出生的孩子。我随机问过身边十多位朋友，他们的观点也是各不相同，趋同的是一个概念：让学生多些自主，让选拔多些不拘一格，但须公平，这也是教育之根。

我们西安矿院地质系77级71人中，不知有无十分之一同学未辜负当年的英语苦读？再譬如那些古汉语专业的研究生也须有英语过关分护着才能接近诗经楚辞，屈子情何以堪？一位深圳母亲问在港读大学听英语授课的儿子英语怎么样？儿子说以前读中学，英语就是目标，现在只觉得英语就是去走路；我们在拍纪录片《盗火者》时采访南科大校长朱清时，他反复说的就是大学必须去行政化和能够按自身的专业设计自主招生和发放毕业证，他顶着压力正这么做，恍惚间我觉得他有着“西南联大”先生的范儿：英语差但有特长的学生，招！

改革的路径需政府更需民间探寻。我个人把民国称为“最近的春秋”，是觉得纵然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乱世中，依然有艰卓的教育硕果，依然有战国诸子时期的文化开放和包容。开放博弈总是好的，闭关一言堂只能锁国；结果重要，程序公正更重要。几十年过去，我们发现，当代世界open之美，大过revolution。

邓康延：原《凤凰周刊》主编，现越众影视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