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读诗的反思

黄福海

近读一位复旦诗友写的、有关80年代初狂读外国诗的回忆文章，不禁想起自己当年在“复旦诗社”读诗、写诗的经历，一年两度的诗歌节，站在相辉堂的舞台上，面对上千名听众朗诵自己的诗作，那份豪气，那份激情。三十年来，我一直保持着这份爱好，读诗、写诗，一转眼，已到了知非之年。

那位复旦诗友特别提到查良铮译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查良铮是我非常喜爱的翻译家，喜爱得一直舍不得批评。他有超强的语言驾驭能力，可今天看来，那个译文是有些近于浪漫，与艾略特有些距离的。70年代末，大多数读者还只能读到一些内容空洞的政治诗，一下子发现写诗可以那么直截了当，而且描写得那么具体、安排得那么稳妥，都会眼前一亮。但这种诗歌特点在英国玄学派、法国象征派等前期诗人中早已呈现，艾略特继承了传统，而他的成功不完全在于此。

艾略特的新颖之处在于：传统与个性的有机结合（用典的出神入化）、客体与主体的融会贯通（“声音”的巧妙运用）等。他将“拉格泰姆”的音乐节奏带进了诗歌，对英语诗的传统格律有所突破。现以《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开头及查良铮的译文为例：

Let　us　go　then,you　and　I,

When　the　evening　is　spread　out against　the　sky

Like　a　patient　etherized　upon　atable　;

Let　us　go,　through　certain half-deserted　streets,

The　muttering　retreats

Of　restless　nights　in　one-night cheap　hotels

And　sawdust　restaurants　with oyster-shells　;

那么我们走吧，你我两个人，

正当朝天空慢慢铺展着黄昏

好似病人麻醉在手术桌上；

我们走吧，穿过一些半清冷的街，

那儿休憩的场所正人声喋喋；

有夜夜不宁的下等歇夜旅店

和满地蚌壳的铺锯末的饭馆；

前两句是一个押韵的对句，使用传统的四音步抑扬格（第一行开头省略一个轻音），令人想起叶芝的早期诗作《茵尼斯弗利岛》，在意象上与浪漫派没有很大区别。第三句由于借用了spread　out （物体铺展）的另一层含义（身体伸展），意境大变，而且在格律上也有突破：它转而采用抑扬格五音步，而且table一词以轻音结尾，打破了前面两行诗的步调和节奏。第四行是抑扬格六音步（这在传统英语诗中极少使用），但是它却与后面的两音步诗行互相押韵，带有流行音乐中“说唱”的意味。另外，第四行开头与第一行开头相同，也省略一个轻音，因此和前面第三行最后的轻音结尾（table）在音步上连接着。总之，这三句的格律显得错乱、复杂。经过一番折腾，第六行与第七行，似乎又恢复到诗的开头的那种平衡了。这种手法在《荒原》等诗中也有使用。在和谐的节奏中插入不和谐的节奏，传统诗人会认为此举自毁长城，但艾略特凭借高超的写诗技法，一次次把读者带进浪漫的节奏之中，再把他们抛入一个个不和谐的深渊，由此暗示着现代社会与古典浪漫传统的矛盾冲突。

艾略特对格律非常熟悉，而且能够熟练并破格地运用；在艾略特那里，格律的破格运用与诗意的表达是互为表里的，这是从前的诗人没有或没能做到的；在这一点上，他与后来的追随者奥登相比，也有很大的区别。

但是，查译的这几行诗，读起来非常流畅，毫无跌宕（突降法）的感觉。不得不说，艾略特在查良铮的手里被打磨得过于圆润了。

回想三十年前，人们普遍求知欲很强。《外国现代派作品选》　第一册于1980年出版后引起轰动，几度再版，印数逾万，其中即载有查译艾略特《普鲁弗洛克的情歌》　和赵萝蕤译　《荒原》（1981/1984/1985年分别出版第二、三、四册）。当时学校新华书店的新书一到，大家抢着购买；福州路各家书店的情形也极为相似。1985年裘小龙译艾略特选集《四个四重奏》出版，其中载有组诗《四个四重奏》。这个组诗，按当时普通大学生的文化素养是很难读懂的，但许多大学生读得非常投入，甚至疯狂。此后数年，校园里出现过各种模仿艾略特的诗作，有些甚至连诗的题目都模仿。再过数年，许多著名诗人放弃了写诗，纷纷下海，直接加入了艾略特笔下“在冬日破晓时的黄雾下”，“眼睛都盯住在自己的脚前”，“鱼贯地流过伦敦桥”的行列，成了艾略特讽刺的那群人中的成员。到如今，大多数出版社都不愿出版诗歌作品，诗人也几乎和“不靠谱的人”划上了等号。前后何啻天壤之别！

我相信，真正美好的事物会让人获得永久的快乐，绝不会热过一阵就轻易放弃的。反观当时的所谓“求知欲”，我觉得这个“知”字里面大有文章。我们不禁要问，当时求得的是“真知”吗？是不是我们有些饥不择食、囫囵吞枣，甚至消化紊乱，造成后来的发育不良呢？现在的我们，在“知”和“欲”之间应该采取何等平衡呢？

三十年前的读书热给中国知识界带来了新鲜空气，也给当时的诗歌创作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手段。但也应该看到，当时像查良铮、赵萝蕤那样优秀的翻译家（虽然略有瑕疵）是为数极少的。有些别的译文拿到现在，很难满足较高层次的要求。近几年，诗歌翻译与出版似乎有些回暖，但翻译质量普遍堪忧。我们应该反思：三十年来中国诗歌发展的起起落落，是否与当时诗歌翻译的质量有关？那些劣质的翻译作品，对当时的读者是否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现在的译者该如何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