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文化传统与当代经济行为

2011年09月08日 16:16
来源：浙江在线作者：陈立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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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原有的（或老家的）社会关系网络不可能被原封不动地搬用，而是必须适应客居地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在北京的“浙江村”和巴黎的“温州城”，这种变化确实已经发生了。[xxxiv]首先，本来在浙江老家几乎没有来往的许多亲戚在异国他乡得到重新的认可和建立，亲戚关系的范围因而有所拓宽。其次，在未外出之前，由于在家乡居住的地理距离比较远，因此许多人之间可能基本上没有什么交往，但到了外地以后，聚居在一起，自然有重复交往的机会，但是在选择交往对象上，浙江人还是以家乡的居住地点为中心逐渐向周围延伸、扩展。如果在浙江老家，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不会成为交往的选择对象，甚至也可能互不相识，从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浙江外出经商者社会网络的地域覆盖范围超出了原来在老家触及的地理范围。再次，城乡关系对社会网络的影响比在浙江老家有了很大的减弱，在异乡，老乡的身份被大大地突出出来了，原先的城乡居民变得密切起来，而身份差异则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此外，如一起偷渡出国、一起经商、一起当工人、一起当兵等重要的共同经历在构建社会网络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关系网络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不仅体现于外出经商者从特殊主义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摄取信息和社会支持上，而且也体现于浙江本土“一村一品”、“一乡一品”的专业化特色产业群上。浙江产业群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成千上万的家庭工场，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同类产业的地域聚集，如宁波服装、温州皮鞋、绍兴化纤面料、海宁皮衣、义乌小商品、永康小五金、嵊州领带、黄岩精细化工、枫桥衬衫、慈溪小家电等。在浙江同类产业的地域聚集过程中，基于亲缘和地缘的特殊主义文化和关系网络，无疑产生了中介的作用。比如，在温州农村不仅有许多从事第二、三产业的专业户，而且有许多专门从事同一行业的专业家族。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以家庭为中心，以血缘和亲缘关系为纽带的经济扩散现象更是屡见不鲜。由于农村社会同宗聚族而居的居住格局的影响，因此产业按血缘亲缘关系关系扩散，同时也表现为同类产业的地域聚集，从而产业分布上出现了波特所谓“簇群（cluster）现象”。[xxxv]比较典型的事例是，当1982年国家政策开始允许农民成为当时意义上的专业户、重点户时，原温州瑞安韩田学校五七厂马上有四五十名工人自动离厂，而回家办起了家庭工场，韩田村的汽摩配业因而开始以家庭为单位向四邻扩散。[xxxvi]这些家庭工场依靠家族、邻里、朋友等多种社会关系联结成一个个企业网络，网络内部存在着密切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不同的企业网络之间又存在着众多的或强或弱的联系，使产业群成为一个无形的大工厂。[xxxvii]

上述表明，浙江区域的特色产业群是以亲戚朋友、邻里同学等关系为纽带，以成千上万的家庭工场为基础，在“一人带一户，一户带一村，一村带一乡（镇）”的模式下起步并快速发展起来。在这个过程中，特殊主义的社会关系网络无疑也提供了信息、知识和社会支持。在起始阶段，一个村庄中一旦有人从事某种产业并产生了赚钱的效应，这一信息会向自己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其他成员传播、扩散，从而带动他人也来从事相同产业，而其他人又依次把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带进这一产业，从事同一产业的人越来越多，规模像滚雪球一样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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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i]张其仔：《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

[ii]Niklaslumann1979TrustandPower.JohnWeley&SonsChichester，NewYork.33.

[iii]郑也夫：《信任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页。

[iv]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当代浙江研究所编：《当代浙江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326页。

[v]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5页。

[vi]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55页。

[vii]钱杭、承载：《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页。

[viii]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90页。

[ix]光绪《周庄镇志》。

[x]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占1998年版，第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