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文化传统与当代经济行为

2011年09月08日 16:16
来源：浙江在线 作者：陈立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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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以后农业生产效率之所以迅速提高，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这隐含着承包责任制可以以经济利益为目标而有力地借重于传统家庭亲缘关系的力量，从而有效地利用传统的信任资源。如前所述，这一点在全国受儒家文化浸润的地区都概莫能外，但可以从深受血缘家族文化及其扩展形式影响的浙江区域实践中得以充分地阐明。按照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传统人际关系是以血缘为序列，以父子为经、以兄弟为纬的立体关系网，几乎所有相识的人都可以被纳入这架网中，但不同人之间的关系却是不同的。这架立体网上不同的网结间，既具有远近亲疏的差别，也具有程度不同的信任关系。在人民公社化时期，像全国一样，浙江各地的传统社区、家族认同被取消，原来的家族和聚落被改造为以“大队”和“生产小队”的形式而存在的统一管理的生产和工作单位，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以血缘为原则的聚落内部一体化与互助原则，创造了一种新的人际关系格局。在“大队”和“生产小队”制度下，农民之间更多地是以邻里、朋友、生产合作伙伴等关系而进行交往的，家庭血缘关系则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抑制。但是，“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等关系是中国人第二重的社会生活。”[xi]按照“差序格局”理论，在特殊主义文化的信任背景下，邻里、朋友、生产合作伙伴等关系与血缘关系在立体关系网上的远近亲疏和信任程度是不一样的。王飞雪和山岸通过使用有关特殊信任的问卷进行调查[xii]，对于“下列几种人，你认为在多大程度上值得信任？”这一问题的回答所得的结果表明，在特殊主义文化背景下，人们所信任的其他人仍以与自己具有血缘家族关系的家庭成员和各类亲属为主，其中家庭成员得到的信任程度最大。虽然在“可以较多信任的一类”中，包括有不具有血缘家族关系的亲密朋友在内，但仅是一般性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的其他人如同事、邻居、熟人等得到的信任，则介于“说不准”和“可以信任”之间。信任程度最低的则是不具有稳定社会关系的其他人。据此，按照信任程度的高低大小，可以将各类信任对象较清晰地区分为三种类型，即可以较多信任的一类、难以确定信任与否的一类和不可以过于信任的一类。

在人民公社以及“大队”、“生产小队”制度下，既然农民之间更多地是以邻里、朋友、生产合作伙伴等关系而进行交往的，因此，与家庭血缘关系相比，显然存在“信任不足”的问题。而如果人们在交易活动中缺乏信任，他们就必须花费大量资源在度量和监督方面，以防自己受骗上当。但是，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有效监督的费用必然是非常昂贵的，或者甚至也可以说，有效监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信任不足”问题，显然是人民公社制度下农业生产低效率的一个极其重要原因。

与此形成对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借重的是家庭血缘关系的力量，而在特殊主义信任序列中，或者说，在“差序格局”中，家庭处于“由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的通路上离“己”最切近的位置。毋庸置疑，基于家庭血缘关系的信任程度是最高的。“‘己’实体不是独立的个体、个人或自己，而是被‘家族和血缘’裹着，是从属于家庭的社会个体。”“这样的‘己’，不同于西方的‘自己’，可以描述为‘家我’（familyorientedself），它的内外群体界限是相对的。”[xiii]因此，“以已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实际上是以家族血缘关系为中心，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际关系，具有排他性。在人际交往中，一般是关系越靠近家族血缘关系“己”的中心，就越容易被人接纳，也就越容易形成合作、亲密、信任的人际关系。

正因如此，1982年上半年，在浙江，凡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方，春粮、早稻都获得了普遍的增产，农村干部、群众普遍反映“联产比不联产好，包产到户比包产到组好。”[xiv]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的判断。

彼得.布劳认为，特殊主义具有区别集体的特殊属性，同时也把每个集体的成员联合起来，还在不具有特殊主义的人们之间起到分割的作用。“特殊主义的价值在副结构中创造社会团结的整合纽带，但同时也在更大的社会结构中的副结构之间创造隔离性的界线”。[xv]所谓“副结构”，其实就是前述的“圈子”，特殊主义在一个社会中划分出了许多“副结构”或“圈子”。“这就提出了特殊主义标准的适用范围的问题――它们的联合性力量的范围有多广。作为一个事实，一个社会结构中的特殊主义的标准经常在它的副结构中变成普遍主义的标准。……与此相反，某种社会结构中的普遍主义价值可能在它的副结构中变成特殊主义取向的基础。”[xvi]也就是说，“副结构”或“圈子”有大有小，相互套结。如果将彼得.布劳的分析框架略加引申，就可以看到，在生产交往活动单位中，与“生产队”相比，“生产组”显然是一个“副结构”或“圈子”，农民在“生产组”中，比“生产队”更易于建立亲密的或拟亲缘的关系，人和人之间也便具有更大程度的信任。但是，与“生产组”相比，家庭又是一个“副结构”或“圈子”，人们在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经营活动中，相互之间无疑又具有比“生产组”更高程度的信任。由“亲”而信的人际关系模式即亲缘关系，实际上起到了一种信任的担保作用。家庭经济中存在着科尔内所说的保护性“父爱主义”。在家庭资源配置中，主要不是依靠供求关系、法律制度或行政命令，而是依靠血缘关系、婚姻关系、伦理规范等因素的作用，其中家庭伦理、亲情人情等规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家庭生活中，每一个人都被固定在由家庭和亲属联结的关系网络上，“人们基本的行为模式是相互依赖，即在亲属关系网络中，别人依赖他，他也同样依赖别人。每个人都十分明确对被赋予的东西要回报（尽管回报的时间或许很迟）”。[xvii]从这个意义上说，“互惠互利”在家庭经济中对资源的配置作用，正像“追求利润”在市场上对资源的配置作用那样重要。[xviii]在市场上，不同的利益主体都在进行竞争，追求自身利益，而在家庭经济中，家庭成员对外竞争，对内采取互惠互利的利他主义原则，追求共同的利益。因此，在家庭成员之间，甚至在其他的亲属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个相互信任的、互惠互利的“保护性”网络。[xix]在家庭这一基于血缘的特殊关系的交换和组织中，成员之间具有全面而强烈的信任关系，有了这种信任关系，就可以有效地减少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减少组织内部的“搭便车”行为，花费在度量和监督方面的资源就可以大大节省，讨价还价和扯皮的成本就可以大大地降低。这虽然不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产生较高生产效率的唯一原因，但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二

当代浙江经济模式的具体内容可以被概括为：市场化＋投资主体多元化（民营经济为主体）＋专业化特色产业区。[xx]这一模式之所以得以形成、演化和扩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借重了亲戚和亲缘式的人际关系，而特殊主义的信任观念则在其中起了润滑剂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的经济活动范围逐步扩展，从面向省内区域市场，发展到面向全国大市场，再发展到面向国际大市场。浙江模式中的“大市场”，不仅仅意味着在浙江区域内涌现的众多的专业市场，而且也意味着撒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经济交往网络，所谓“哪里有浙江人，哪里就有市场；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人。”大市场如何与浙江人紧密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