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文化传统与当代经济行为

2011年09月08日 16:16
来源：浙江在线 作者：陈立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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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的研究近年以来开始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作为一种微观研究，社会网络研究框架倾向于分析将成员连接在一起的关系模式。网络分析探究深层的结构――隐藏在社会系统的复杂表面之下的固定网络模式，并描述网络结构如何限制社会行为和社会变迁。从社会网络分析框架出发，可以发现浙江人外出经商的方式和方向上存在着一种重要的现象，即在某一大中城市、某一社区或行业中，往往集中了浙江或浙江某一地区的人群，从而在全国乃至于世界形成众多的“浙江村”、“浙江街”。“浙江村”既不是一个自然村落，也不是行政编制单位，而是一个特殊的约定俗成的称呼。“浙江村”、“浙江街”的得名是因为那里聚集了一大批以“离土离乡”的方式进城经商务工的浙江人。全国各地的“浙江村”犹如一个由亲缘、地缘网络和生产、市场网络混合成的特殊的松散集团公司，又像是一个初具规模的“农民城”。

北京的“浙江村”是近十多年以来一些社会学者重点关注的经济社会现象。北京的朝阳、海淀、丰台等区都形成了“浙江村”、“浙江街”，其中最大的一个浙江人“社区”在丰台区的南苑乡。虽然当地政府曾几度以“打击非法经营”、“迎亚运、整顿市容”等名义，对南苑乡“浙江村”里的经商务工者进行过大规模的遣返，但“浙江村”里的经商务工者反而越来越多。据周晓虹等的调查，到1995年时，丰台区一带“浙江村”的面积已经扩展到了大红门和南苑等5个乡24个自然村，连沙窝、西局、大郊亭，劲松东口等地也都像满天星一样撒上了一片片新的“浙江村”。居住在“浙江村”的经商务工者人数在十万人以上，其中约75%是乐清人（其中又有40%-50%的人来自原虹桥区），另有永嘉、瑞安和温岭等地的温州人和台州人，也有少量的湖北、四川、安徽和江苏人。在20世纪90年代尽管在中国的大中城市中都有各地人聚集而成的“××村”，比如，在南京就形成了以收购、捡拾、加工和专卖废旧塑料为生、以河南固始农民为主要成员的“河南村”，以及政府出面兴建的“小手刀公寓”，“但像‘浙江村’这样历时较长、规模庞大、内部自成系统的民工聚居地还十分鲜见。”[xxi]这种有自己地理边界、明确的生活和生产区域的浙江人“准社区现象”，不仅见之于浙江省外，而且也见之于浙江省内。“就这一点而言且不说目前遍布全国的‘浙江村’、‘温州村’，就是在浙江全省范围内，比如杭州，就有城北商贸城，原来不过是温州人做皮革生意的居所，温州人还在杭州办了四季青服装批发中心；在茶叶市场，新昌人显然多过其他地区的人。而珍珠及珍珠制品的市场，诸暨口音就成了最主流的乡音了”。[xxii]这表明，全国各地的“浙江村”村民不是以散在的方式存在于城市的不同角落的，他们集中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个既与当地人相往来又与当地人在生产和生活方式相区别的“准社区”。在这个“准社区”中，“浙江村”村民之间具有相当程度的共存感、从属感和认同感。

对于这一现象，一些学者做过调查和分析。在社会学界较早由宋民、项飚对“浙江村”进行过数度全景式的报道，而后又由王汉生、项飚师生等人尤其是王春光对“浙江村”进行了极其深入的调查，并在这些方面留下了大量具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著述和资料。此后，周晓虹等也对“浙江村”进行了入户调查，同样收集了大量的感性材料，并在《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一书中进行了富有新意的社会学阐释。“浙江村”“浙江街”现象形成的原因，显然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浙江人外出经商的信息往往来源于他们的亲缘及准亲缘群体。也就是说，外出经商者具体的流向和具体的分布地是受关系网络限定的。面对众多的商业机会，外出经商者个人有多种选择：他（她）应该去哪个地方呢？促成他（她）选择某一个具体地方的，是与他（她）有社会关系的已经在某地经商的人，这些人将会提供他（她）有关该地的信息，并尽力提供各种帮助。比如，对北京“浙江村”和巴黎“温州城”的比较和调查显示[xxiii]，两地经商者的外出信息，往往是由他们的亲属、同乡和朋友等提供的。温州人（以及其他浙江人）务工经商，往往呈现如下特点：刚开始，是没有明确的务工经商目的地的少数人外出，一旦发现某地有钱可赚，就写信（后来是打电话）或派人回家，把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带出来，或者自己赚了一些钱寄回家，让周围的人知道了，从而也引来了一批熟人。北京的“浙江村”和巴黎的“温州城”基本上就是这样聚集起的，其他地方的浙江人经商聚落也往往是通过这种方式聚集的。这一聚集过程，具有“帮带”的特点，即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发现了市场机会，就会有三亲六眷、朋友老乡尾随而来，规模越做越大。也就是说，社会网络或特殊主义的信任关系，既是人们传递流动信息的媒介，又是人们流动得以进行的机制。

经济行为的根基在社会关系中，而各个社会的社会关系却是不一样的。不同的社会关系模式，将导致不同经济社会行为模式。在一个具有特殊主义取向的社会中，人们更重视已经存在的各种关系，他们倾向于与自己有某种特殊关系的人们进行交往，而这种交往又会使他们原有的关系得到加强，因此，特殊主义的取向具有固化既存关系的作用，具有增强关系网成员信任程度的功能。彼得.布劳认为，特殊主义取向是“团结和整合的媒介”，但这种媒介的作用范围只局限于具有特殊关系的人们之间。这种处理人际关系的过程必然产生的后果是：他们把所接触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与自己有某种特殊关系的、可以信任的自己人；另一类是在此之前没有特殊关系的人，特殊主义的行动者常常认为这后一类人是难以信任的。

浙江人外出经商的信息之所以来源于他们的亲缘及亲缘式关系（即作为亲缘关系复制或延伸出来的其他关系，如邻里、朋友、同学、战友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关系意味着较高的信任程度。翟学伟关于关系强度与农民外出求职策略的研究表明[xxiv]，在特殊主义或“差序格局”的文化背景下，所谓信任度，不是指信息传递本身的真假及其程度，而是指接受信息的人根据什么因素来判断这个信息为真或者为假。现实生活中完全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有亲缘关系和亲缘式关系的人的信息可能是假的，但因为与之具有亲缘关系或亲缘式关系，接受信息的人把它当成是真的；无亲无故的人的信息可能是真的，但接受该信息的人却会把它当成是假的。因为前者之间的关系是强信任的，后者之间的关系是弱信任的。遍布全国乃至于全球的“浙江村”、“浙江街”聚集过程无疑充分地印证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