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文化传统与当代经济行为

2011年09月08日 16:16
来源：浙江在线 作者：陈立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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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中国人的传统信任，是建立在亲缘关系或准亲缘式的个人关系上面的，是一种凭借血缘共同体的家族关系和宗族纽带而形成和维续的特殊信任。在这一方面，浙江区域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特殊主义信任模式也像普遍主义信任模式一样，具有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可以使一个人的行为具备更大的确定性，并在社会互动网络中减少机会主义行为。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浙江区域经济活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特殊主义的信任文化传统模式。

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包括浙江人在内的中国人的传统信任，是建立在亲缘和准亲缘式个人关系上面的，是一种凭借血缘共同体的家族关系和宗族纽带而形成和维续的特殊信任。这种特殊主义信任模式也像普遍主义信任模式一样，具有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即可以使人们的行为具备更大的确定性，并在社会互动网络中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亲缘关系及其扩展形式如朋友、师生、邻里、熟人等关系，“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关系，它是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之一，是一种多线的、具有持久特征的社会关系。相互之间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确定，主要不是通过法律或明确的规章制度建立的相互之间的信任也主要不是通过法律来保证，而是通过习惯或传统得以确定和保证的。”[i]这种通过习惯或传统得以确定和保证的、建立在亲缘或亲缘式个人关系基础上的特殊主义信任模式，无疑具有一种特殊的经济社会功能，它给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活动和社会行为方式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在这一方面，浙江区域表现得尤为突出，本文拟就此进行探讨。

一

信任是人们对交换规则的共同理解，是社会资本的关键要素，它支撑着广泛的经济关系和社会过程，为社会生活增添了润滑剂，依赖于普遍性互惠的社会比一个没有信任的社会更有效率。正如卢曼所说，信任靠着超越可以得到的信息，概括出一种行为期待，以内心保证的安全感代替信息匮乏。“信任并未消除风险，只是使之少些。它只是起了跳板的作用，帮助跳进不确定性。”[ii]信任强化现有的认识和简化复杂的能力，强化与复杂的未来相对应的现在的状态。信任增加了对不确定性的宽容，从而增加了行动的勇气和可能性。正因如此，信任是建立社会秩序的主要工具之一。“信任之所以能发挥这一功能，是因为信任可以使一个人的行为具备更大的确定性。增加行为的确定性又是通过信任在习俗与互惠性合作中扮演的角色来完成的。”[iii]正因如此，从信任文化的视角切入，有助于对当代浙江区域经济现象有更全面的理解。

像全国一样，1978年以来的浙江改革，是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也是从农业领域起步的。在全国农村改革全面铺开的宏观背景下，1983年春，浙江全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经迅速地达到了占总队数的94.7％。由不联产到联产，由联产到组到联产到户，极大地提高了浙江农民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全省农业生产迅猛地发展。1984年与改革前的1978年相比，全省农业总产值从85.84亿元增加到125.22亿元，增长45.9％（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粮食生产取得了突破性的增长，总产量从1467.20万吨增加到1817.15万吨，增长23.9％，创历史最高水平；农民家庭平均收入从165元提高到446.37元，增长1.71倍。[iv]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何以能迅速地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Lardy认为，始于大跃进时期的粮食自给政策（命令），使地方政府别无选择，只有迫使各生产集体在气候、土壤状况更适合栽种其他农作物的地区栽种粮食。直到农村改革开始之前，这项政策一直没有放宽。因此，粮食自给政策的实施及随后的放松，直接对应于利用地区比较优势的可能性的下降和增加。基于上述分析，Lardy提出了一个假设：正是政策的变化导致了农业生产力的显著变化。Putterman，Dong和Dow，以及其他学者也持有与Lardy相类似的观点。[v]林毅夫则提供了另一个解释视野。他认为，在人民公社以及生产队制度下，农业生产率之所以显著下降，主要是因为努力和报酬之间联系不紧密造成的。在生产队劳动中，每个成员的预期收入既取决于其自身的努力程度，也取决于整个生产队的净产出。由于农业劳动中对每个成员的劳动实施监督的成本和对其劳动投入及其产出进行计量的成本都是相当高的，因此无法保证劳动者的努力与应得报酬取得一致。在无法实施有效激励和监督的情况下，具有经济理性的生产队成员，必然具有强烈的“搭便车”倾向，这决定了生产队的制度安排必然是低效率的。然而，“在家庭责任制下，监督的困难总的来讲得到了克服。根据定义，家庭制下的监督是完全的，因为一个劳动者能够确切地知道他付出了多少劳动，且监督费用为零，因为它已不需要使用为执行劳动计量所花费的资源。其结果，一个在家庭责任制下的劳动者劳动的激励最高，这不仅是因为他获取了他努力的边际报酬的全部份额，而且还因为他节约了监督费用。”[vi]Lardy和林毅夫等人的解释，虽然从角度出发，但无疑都是持之有据、言之成理的。他们的分析主要借助的是一种政策学和经济学的视角，但是，对上述问题更全面的解答，还需进一步诉诸于文化社会学和经济人类学的视角。

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全国农业生产效率之所以迅速提高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特有的信任文化传统模式。就此而言，浙江区域尤显典型性。因此，分析浙江现象，也就可以为理解中国现象提供一把钥匙。

在历史上，浙江是一个受血缘家族文化及其扩展形式影响较深的区域。据钱杭、承载的研究，历史上的浙东是强宗林立之地，“宗族之‘强’不仅表现在它外有雄踞乡里的经济实力和和来自朝廷奥援的政治实力，还表现在它对本宗族内部秩序有效的管理。这两者在大部分场合下可能是统一的，尤其是浙东，这种统一在17世纪就已实现，并且程度也要较其他地区为高。”[vii]周晓虹的研究表明，近代以来因诸种因素的影响，宗族血缘关系弱化从苏南到浙北、再到浙南呈递减状态。换言之，一直到1949年为止，温州一带对宗族血缘关系的重视，仍要强于浙北，尤其要强于苏南。[viii]虽然，江苏与浙江农村中血缘关系的弱化在1840年西方列强打入中国之后已有相当的表现，但宗族血缘共同体的松懈程度以苏南为最，浙北次之，浙南再次之。比如，在苏南的昆山周庄农村，基本上一无公田，二无祠堂，而这种现象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十分普遍，所以陶煦在光绪六年（1880年）撰写《周庄镇志》时就说：“宗祠为近地所鲜。”[ix]在周庄，起码自19世纪中叶起就已经不存在同族共聚祠堂祭祀祖先的现象、而家祭虽然供奉着“自始祖以下之主”的牌位，但大多数只涉及父母和祖父母两代。周庄所在的苏南一带的大多数地区很早就没有族长了，而浙南有些地方虽至20世纪30、40年代仍设有族长，尽管除了调解家庭内部或家庭之间的矛盾外，族长对族内成员的约束力已大为减低。[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