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文化传统与当代经济行为

2011年09月08日 16:16
来源：浙江在线 作者：陈立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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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缘及准亲缘（邻居、同学、朋友等）的社会网络不仅为浙江人外出经商务工提供了信息，而且也构筑了人员的流动链。对巴黎温州人的聚集过程的研究表明[xxv]，社会网络在沟通和传递着温州与法国之间信息的同时，也构筑了人员流动链。“每年都有一些温州人借助这样的流动链，进入法国，来到了巴黎。当然社会网络作为流动链，不是现在的现象，早已有之了，只要有移民的地方，就有社会网络在起支撑作用。这种现象在早期来巴黎的温州人当中是早已存在了的。”[xxvi]目前在巴黎的温州人大多数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入法国的，他们中只有少数人是通过申请家庭团聚而进入法国，大多数人达不到法国的合法移民要求，就转向偷渡，而社会关系网络在偷渡上起到了如下几方面的作用：首先，在中国国内，一个地方在海外的社会关系越多，就越有可能想到移民国外，在合法渠道无法得以移民国外的情况下，他们便会想到偷渡。因为他们感觉到，偷渡成功的话，在目的地就能依靠社会网络得以生存下去。在温州，并不是所有地方的人都参与偷渡，主要还是集中在像瑞安的丽岙镇、永嘉县的七都镇、青田的山口乡等侨乡及附近地方。其次，社会网络也决定了偷渡的目的地。一个人在哪个国家的社会关系越多，而且越可靠、亲近，他就越有可能往这个国家偷渡。比如，温州瑞安市的丽岙镇的主要侨民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所以那里的人主要偷渡目的地就是这两个国家；而永嘉县七都镇的大部分侨民在美国，所以那里的人更多地往美国偷渡。最后，社会关系网络还是偷渡者和蛇头取得联系的唯一渠道。没有社会关系，很难知道蛇头在那里，怎样与蛇头谈好偷渡的条件，甚至达成一定的口头协议，并保证偷渡成功后履行这些协议中提出的要求和承诺。“当然，除非亲戚朋友不愿意帮助国内的人偷渡，否则的话，亲戚朋友这样的关系确实是偷渡者的主要依靠。”[xxvii]

在浙江本省与全国各地“浙江村”、“浙江街”之间，也可以见到类似于温州和法国之间的由亲缘准亲缘社会网络构筑而成的人员流动链。据王汉生、刘世定等的研究，“浙江农村工商业者以经营为目的的流动，通常都依托于传统的人际网络结成小群体，这种小群体发挥着保障安全、降低流动中的心理成本、在生活上互助的功能；同时结成小群体也是生产经营上协作、分工的需要。这种情况在早期的小规模流动中就已出现了。”[xxviii]北京“浙江村”的聚集过程表明，社会关系网络不仅构成浙江和北京之间共同流动的基础，而且也充当接续式流动的路径网络。共同流动是同时而且协同流向一个目的地，接续流动则是先后流向同一目的地。在二者都依托于人际关系网络的前提下，它们可以被视为浙京两地关系网络型流动的两种形式。因此，“依托乡土人际关系的接续流动之所以产生，首先是由于先进入北京的经营者为扩大自身生产规模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而利用关系网络物色的劳动力便于管理，组织成本较低。被引带入京的劳动力有的逐渐摸得经营门道，于是就从老板那里独立出来，把自己的家人带到北京，组成新的工商户，在‘浙江村’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xxix]

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在异乡的生存、发展和融入当地社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依赖于亲缘和亲缘式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信任关系。格雷佛斯认为，移民在“适应周围环境时个人会有不同的资源可供使用，其中有他们自身的资源，核心家庭的资源、扩大家庭的资源甚至邻居朋友的资源，或更广的社会资源。……在依赖族人的策略（kin-reliancestrategy）中移民是利用核心家庭以外的亲戚资源以适应环境；依赖同辈的策略（peer-reliancestrategy）则运用同辈及相同社会背景的人的资源进行调适；依赖自己的策略（self-reliancestrategy）则依靠自己及核心家庭或外界非人情关系（impersonal）的组织资源。”[xxx]对于外出经商的浙江人来说，告别熟悉的乡土社会，来到陌生的城市社会，这一生活事件无疑意味着要疏远生于斯、长于斯的或漫长岁月中所构建的乡土社会关系网络。但是，在一个新的环境中，个人自身的力量资源显然是十分有限的，不足以支撑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这就在客观上要求他们重新构建社会支持网络，以便从网络成员那里摄取资源，来解决日常生活和经营中的困难。

社会支持网络对于外出经商的浙江人而言，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对北京“浙江村”的研究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xxxi]。比如，北京市不允许外地人开办诊所，但是在北京的“浙江村”，一些温州农村医生在那里开办了一些私人诊所，尽管经常受到清剿，然而总是清剿不绝，只要其中的一个诊所受到清剿，这个消息马上就会通过温州人自己的社会网络传到其他诊所，其他诊所的老板很快将仪器和药物转移到他们在“浙江村”的亲戚朋友那里，暂时关闭避风，以对付清剿。另外，由于北京管理部门按人头收取各种费用，为了躲避这一点，许多温州人不去登记，只要亲戚朋友中有一人办理暂住手续，其他人就可以利用这一点避开各种检查，这同样是他们的社会网络帮助了他们。社会网络不仅为外出经商的浙江人提供各种经济资源，而且也提供了各种各样其他的社会支持。北京“浙江村”鞋厅张安乃经理的一席话，也表明了这一点：“一方面我们重视老乡、亲戚、朋友，不但做生意愿意找他们，即使在北京有难办的事也愿意找在政府中做事的浙江籍人；但另一方面我对亲戚朋友的态度非常简单，你找我，我可以给你领条道，但路怎么走是你自己的事。”[xxxii]

巴里.韦尔曼和斯科特.沃特莱在研究东约克的城市社会网络时发现了五种社会社会支持类型[xxxiii]：其一，情感支持。61％的网络成员可以以某种形式提供情感支持，形式包括较少的情感支持（minoremotionalaid），关于家庭问题的忠告（advice），主要的情感支持（majoremotionalaid）和主要服务（majorservices）。其二，服务（services）。61％的网络成员可以提供这种服务包括小服务（minorservices），借款或给家庭用品（householditems），小的家庭援助（minorhouseholdaid），主要的家庭援助（majorhouseholdaid），组织援助（organizationalaid）。其三，伙伴关系（companionship）。58％的网络成员可以提供此种关系，包括讨论思想、一起干事、作为伙伴（fellow）加入一个组织。其四，财政支持。16％的网络成员可以提供这种支持，包括小额贷款或送礼，大额贷款和送礼，提供住房（housing）贷款或赠礼（gift）。其五，工作或住房信息。10％的网络成员可以提供此种支持，包括工作信息，工作合约（jobcontact）和找住房等。

社会网络是行动者之间通过社会互动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体系即社会结构。社会网络研究特别关注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不专注于对个人和群体属性和品质的研究和考察；它强调的是行动者对社会资源的摄取能力，而不是对某种资源的占有状况。巴里.韦尔曼和斯科特.沃特莱的上述研究表明，城市社会网络对于城市的土著居民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而事实上，社会网络对于在城市中经商的异乡人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像浙江外出经商者这样的“异乡人”，要从社会网络中得到支持，还是必须以血缘、地缘这些原有的社会关系为纽带。这是因为对外出经商的浙江人（绝大部分出身于农民）来说，原有社会体制尤其是户口制度遗产所形成的城市管理部门和城市居民的态度充其量也不过是“冷漠”或“漠视”，再加上分割式的劳动力市场、僵化的户籍制度、居住格局等，要融入客居城市的原有社会网络，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浙江外出经商者不可能马上从当地社会网络中寻找到社会支持的资源。对他们来说，唯一现实的途径，就是利用他们原有的亲缘和准亲缘的社会关系网络，沿着原有的关系建构原则（血缘、姻缘、地缘等）来拓展其社会关系。这种熟悉的关系建构原则和社会关系网络，既能够给他们带来方便，从而节省交易成本，也能够给他们带来较高的安全感或信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