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反思,深感胡适评红的文学性缺失、文学价值之忽视的负面影响之深重,与红楼文学无关的繁琐考证之泛滥,固非胡适之初衷,他的考证,并非外红线,但由于文学价值之忽视与“考据癖”之强调导致的倾向,溯其源头,也就不能毫无关联了。还有程伟元的遗落,让高鹗独享“著作权”,其后果是:程伟元何幸,免掉了百年来红学家“狗血喷头”的“申申其詈”,乃至力竭声嘶的“政治声讨”,由高鹗一人承当。程伟元又何不幸,他的自搜罗《红楼梦》散稿到修补、出版的功劳,全属到高鹗的头上,自己则成了“牟利”的“书商”,名落孙山之外。
应该说明,《红楼梦》评论的重中之重———关键之关键在于四十回续书,它是种种纠纷、层层争报之渊薮。后四十回续书是前八十回的“罪人”但又是它的“功臣”———它违背了前书的构思另出己意续成,与前书最大、也最根本的差别在于将前书一再申明的不写的爱情婚姻的主题,取代了贾府子孙不肖,后继无人,树倒猢狲散的主题。———且撇开二者孰是孰非,孰优孰劣的思考,那是另一个层次的命题———曹雪芹在开卷时一再申明不写“淫邀艳约,私奔投盟”,不写“一男一女一小人拨乱其间”,删削有关“风月笔墨”。他所说“大旨言情”的两小无猜,耳鬓厮磨、坐卧不避、觉非觉、情非情、性非性、不到爱情不达婚嫁的“情”是不到高潮的“乐而不淫”的“儿女之真情”,而非男贪女恋、如醉如痴、欲仙欲死的爱情和婚姻。他只是写贾府的子孙不肖、无人继业、坐吃山空、树倒猿散、终成“白茫茫大地”的“自然趋势”,所谓“回风一扫,万境皆空”———前书正依着这样构思逶迤而来。程、高续书却拾起宝、黛爱情这条情节线“瞒天过海”、“陈仓暗渡”地写成了家庭包办、拆散宝黛爱情的大悲剧。就作者原意说,后四十回续书是前书的“大罪人”。近百年来它所遭受的种种责难正因此而发的。可说是“咎有应得”的、不为无故的。然而,又不能不看到:“子孙不肖、后继无人”和“树倒猿散、一败涂地”的主题,不管“文情”如何“凄惋动人”并有“教育意义”,其广泛性、普遍性仍是有限的,只能为若干“翻过跟斗”的“过来人”所感叹唏嘘,虽是“阳春白雪”、“属而和”者却不多。相反,爱情、婚姻的主题则涉及到天下所有的男男女女———人类莫不有爱情,莫不有婚姻,“山歌不离哥和妹”,自《诗经》的“关睢”到民间的“梁祝”, 牵动到天下每个男女的心。———不能不看到,程、高后四十回,比起前八十回的目送手挥,一击数鸣来,是大为不如,大为逊色的。但又不能不看到,宝、黛爱情是最为感人和最有价值的部分。“颦颦宝玉两情痴”的尽态极妍的描摹是“传神千秋”的关键所在。因而,《红楼梦》的宝黛诀别、黛死钗嫁成了全书高潮的顶点———最为撼动人心、赢得万千读者一掬同情之热泪的地方。王观堂先生也说是“壮美之一例”。
这就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冷峻的事实:没有程、高后四十回续作,那种“子孙不肖、后继无人”和“自怨自悔、自愧而成”的“血泪盈面”之书,尽管有“丫环慰主”、“宝玉击柝”、“袭人琪官供奉宝玉”等等“ 惋动人”乃至有“现代性”的“佳优”之处,绝不如呼唤自由爱情、自主婚姻的宝、黛爱情悲剧这样激动人心,赢得万千读者的同情热泪。尽管在情节、人物性格诸多方面不少不对头、不接铆、不合榫,乃至背离、“歪曲”的地方,它却是“下里巴人”那样地“属而和”者遍及国中———《红楼梦》领域中存在这样吊诡、这样悖论,它成为“梦魇”(俞平伯语)或“红魇”(张爱玲语)之奥秘,端在于此吧!
应该承认:我们一直看不到这一点,不懂得这一点,思想上转不出这个弯子的———不知后四十回续书就前书言既是“罪人”又是“功臣”的双重性,就堕入五里雾中,“越研究越糊涂”了,正是胡适的“新红学”出现,他提供的“甲戌残本”及其脂评中发现的“后之三十回”佚文,及其引出一系列学人的研究,产生纷争、形成近百年的“红学纠葛”,令人叹息,令人扼腕,同时,它却为我们认识这个二律背反提供了可能。真理是一步步接近,不可一蹴而就的。鹭有其所短,凫有其所长———原著并非“全好”,续书也非“全不好”,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值得一提的是五十年代替俞平伯先生写文章的王佩璋女士,曾经提出续书写了前书所无的爱情婚烟的主题。她说:
高鹗续书的功劳是不但使《红楼梦》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而且使《红楼梦》有更深一层的反封建意义—暴露了封建社会的婚姻不自由。(《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一集) 》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120页) 。
在同文中,她还反复申述了此意,指出:
《红楼梦》除了暴露封建大家庭的罪恶之外更深一层的反封建意义———婚姻不自由(八十回写这点比较少) ,使《红楼梦》在读者中发生更巨大的反封建的作用……续书……正式提出封建社会的婚姻不自由,发生的作用非常广泛。因为这是历来小说所讳而不言的问题,但却正是封建社会青年男女最严重的问题。(同上)
王女士文中虽然只从思想层面而论,但却提出一个重大的事实:即后四十回有着八十回所无的“婚姻不自由”的主题。有无“婚姻不自由”的主题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能否认识这一点是能否认识《红楼梦》复杂性的关键所在。王女士英年早逝,未及申论,后人罕有提及。———应该看到,正是胡适“甲戌残本”的发现及其引出的多种脂本的出现及近百年来学人研究的成果,为我们提供了看出《红楼梦》复杂性的症结所在:即脂本、程本属于两种思想面目截然不同的版本。简言之,它们之间的重大区别在于:脂本是“自怨自悔”、“血泪盈面”的贾府败落、“树倒猿散”的“自然趋势”之书;程本是控诉家庭包办,呼唤“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之书。这是大关目、大过节、大前提,各有得失、各有优劣、各自千秋。脂本虽佳处极多,却只能为“翻过跟斗”的“大家”或“世家”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过来人”方能赏识;程本虽有不少浅薄处、粗陋处、荒谬处,却因写了爱情、婚姻的主题,利用和发扬了前书最感人、最有价值的部分”,“一俊遮百丑”,“属而和”者遍及国中。———这是胡适给予我们最大、最重要启迪。
结 语
百年光阴,转瞬逝去,兔起鹘落,奇论迭起,商榷不休,令人惊骇,令人叹息。反思所及,胡适评红———他的“新红学”不能不成了纠葛的嚆矢、纷纭的中心。时过境迁、水落石出,胡适对《红楼梦》作者及其家世的考定与脂本脂评的发现及其对索隐红论的批评,仍应是今后出发的起点,应给予充分的肯定。胡适评红学中文学性的缺失、文学价值的忽视与对程伟元的遗落,应引起足够重视,作今后的借鉴,“其不善者而改之”。同时,由于胡适的评红,将《红楼梦》由谬悠之说、揣测之词的迷雾中解脱出来,落实到科学考证的基地上,并由于脂本的发现和近百年来学人的研究,给予我们极大启迪———让我们认识《红楼梦》的复杂性有了可能,这又是它的关键所在。
是耶、非耶,愿就正于高明。
作于癸未清明,春暖花开,窗外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