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坐牢比当作家时间长 读着《资本论》经商

一个人、一座城，而于当下喧嚣、浮躁的社会相比，张贤亮现在活得却是纯净的多。在苍凉略有些伤感、线条简单却粗犷地大漠小镇，张贤亮收获着跌宕起伏后的人生感悟。作家的他、“文化官僚”的他、镇北堡堡主的他、慈善家的他……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如何看待自己取得的众多成绩，又如何看待当下社会与人生？在对张贤亮先生的采访中，我们找到了答案。

“我用文化的内核把荒凉卖了出去”

时代人物：镇北堡是谁最早发现的？西部影城又是如何起家的？

张贤亮：镇北堡最早是我发现的。当时就介绍给电影界的一些朋友，拍的第一部片子是张军钊导演的电影《一个和八个》，那时候张艺谋是摄影师。后来，我带着吴天明来这里看，坐着一辆吉普车，路也不好走，坎坎坷坷的，看到这里后，他说这是个地方好，于是，就介绍给西影厂，说可以到张贤亮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可以拍很好的西部片，就有了后来影响很大的电影《双旗镇刀客》《大话西游》。后来说是要办企业，我就有意识把这个地方，干脆让他们当成拍电影电视的外景地，西部影城就是从这里起家的。

我当时是文联主席，作协主席，是个文化官僚。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人人都想着经商，机关团体、群众团体都去办第三产业，文联当然也要办个第三产业，那时候就懵懵懂懂，随大流，就把影视城作为文联第三产业办起来了。

时代人物：那后来，全国多个地方都相继出现影视城了，您会有心理压力吗？

张贤亮：我没有压力，因为我知道他们搞不过我，他们也不想跟我争。他们拿的政府的钱，或者是集资。

时代人物：有人说，镇北堡西部影城的发展经历就是中国当代影视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您如何看？

张贤亮：这个还是不确切的，中国影视业有非常宏观、广阔的发展平台，我只能说做了一点微薄的贡献。在这里举办金鸡百花电影节时，于蓝、白桦等很多表演艺术家就认为，

中国的电影是从这里走向世界的，这是个商业口号，当然也是事实，商业口号不能有欺骗性，有了欺骗性不就是假广告了嘛，因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走向世界的影片是《红高粱》，就是在这拍的。

时代人物：这么多年来，您心里到底一直追求的是什么？

张贤亮：有人说我对宁夏做了多少贡献，对电影做了多少贡献，对旅游业做了多少贡献。不要把自己看的太重要，别人说我是成功人士，我说我哪里成功，我这一生很失败。其实，这些对于我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你做过什么和没有做过什么有什么不同？你这一生什么也没做过，但是很高兴，和你这一生做过很多，但是你不高兴，你选择哪个？肯定是高兴一点吧。所以，我只在乎，我今天是不是过的好，身体是不是健康，过的愉快不愉快，我追求的是个愉快的人生。抱着感恩的心，快乐的生活。

时代人物：回头看近20年的您，最得意的是什么？

张贤亮：我能把一个根本没人看上眼的一片荒凉的地方变成有价值的地方。实际上十几年前，中国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地方是荒凉的，像西海固呀很多地方，你去看看，它们怎么卖不出去，而我怎么就做成了。是因为我用文化去做旧，给他注入了文化艺术的内核，就把这片荒凉给卖出去了。而当时注入文化艺术，只要我想就行了，而且我还特别遇到一个好时候，那是一个不可复制的时代。

文化产业绝对不能产“大陆货”

时代人物：可以说，西部影城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最早的文化产业的成功案例，现在很多政府都在做文化产业，可是真正盈利的不是很多，那么，您是如何盘活这样一个文化项目的？

张贤亮：是的，1993年我们就开始做这个文化产业了，最重要的是它合理、合法、合情、合乎市场要求，合乎市场规范去取得的高利润。

我的影视城不收场租费已经有10年了，剧组来多来少跟我没关系，我们向剧组是免费开放的。你搭什么景，我不管，最后还是给这里留下了新的景观，这是一种经营思路。我们的游客，每年都会大幅度增长。

很多人都没有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分清楚。比如说搞文化广场、举办文化体育活动、办青少年宫、办体育馆、修建公园、图书馆、博物馆，这是文化事业，这是一个政府必须给他的人民提供的文化精神上的享受和场所，这是政府应该掏钱的，这是文化事业。

文化产业是一个包括了创意、设计、策划等方面的综合的智慧产业。文化产业的个性极强，它是个个性化的产品。政府以官员为主体，不计较投资的回报，但是我一开始我就知道，我搞这个企业，我追求的第一是利润，第二是利润，第三还是利润。因为我学了20多年的《资本论》，我知道怎样去操作一个企业，我如果还属政府管，现在就肯定没有办法建立起现代化企业之路。

我们中国要想发展文化产业，首先我们的政府官员要先习惯于搞文化事业，一个好的政府，当他经济开始腾飞了，他必然首先是去办文化事业，为他的人民创造好的文化精神生活。大英博物馆是1735年建成的，将近300多年历史了，英国工业革命刚成功后，首先就搞了个大英博物馆。马克思就是在大英博物馆写的《资本论》，如果它收费，马克思买得起门票吗？那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和《资本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