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然不同的评价

她只是在做真实的陈述,甚至通过放大“不堪”来表达真实

《小团圆》的开头段和结尾段是一样的,但先读到的和后读到的感觉肯定不同。大陆读者读到书的还不多,台湾却已经为这本书掀起了好几场讨论。台湾《联合报》副刊上发表了三位作家学者的评论,来讨论该书的文学价值,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评价。

作家袁琼琼说,“对于《小团圆》,可以做两个评论,一是写得极糟,另一是好看得惊人”,“若是放在张爱玲的文学地位来看,这本书实在不能替她加分。但是还原成她的‘自传’,则这本书坦率得吓人。书里呈现的张爱玲是所有文学史料或她自己的文本里完全不曾披露过、呈现过的。”而台湾作家骆以军则认为:“我读此书,愈往后读愈是痛苦。一个不熟悉的、奇异的脆弱或自虐的感伤的张爱玲……如王祯和所说:“回到小说本身。”这是一本好小说,或这是张背了一生的斑斓织绣却又朽坏扭曲的一架锦屏戏台,一种含情脉脉、摇曳晃颤的慢速「张爱玲时间」。对一本好小说几经波折没烧掉拿到我们手中,做一个小读者,我充满感激。”

因为大陆还看不到《小》,大家只是步调一致地把它定位为张的“自传体小说”,对书中内容的侧目,远远多于对其文学价值的关注。知名专栏作家和菜头对记者说,出于对张爱玲的尊敬,他第一时间买了这本书来看。在他看来,张爱玲是那一代作家中,文笔最好、写法最接近现实的之一,她在作品中深刻关照人性,写出了人在大时代背景下的无力感。对“张迷”来说,这本书可能会带来强烈的震惊；而对普通读者来说,《小团圆》的文学价值也并不低,“结构好、文字好,是一个传奇作家写出的好书,看了后不会失望”。

具体到小说内部,他说,张爱玲对自己家庭和家人的描写,已经超越了冷静和客观,达到了冷酷犀利的程度。仔细读来,会发现它并不是张爱玲的私人回忆录,也不是家族史,而是一部具有自我批判意味的作品。“某些章节里的形象实在是有些不堪,但张爱玲不是为了辩解和澄清,她只是在做真实的陈述,甚至通过放大不堪来表达真实。”

《小团圆》部分书摘:

九莉只会煮饭,担任买菜。这天晚上在月下去买蟹壳黄,穿着件紧窄的紫花布短旗袍,直柳柳的身子,半卷的长发。烧饼摊上的山东人不免多看了她两眼,摸不清是什么路数。归途明月当头,她不禁一阵空虚。二十二岁了,写爱情故事,但是从来没恋爱过,给人知道不好。

有天下午比比来了。新收回的客室L形,很长。红砖壁炉。十一月稀薄的阳光从玻璃门射进来,不够深入,飞絮一样迷蒙。

“有人在杂志上写了篇批评,说我好。是个汪政府的官。昨天编辑又来了封信,说他关进监牢了。”她笑着告诉比比,作为这时代的笑话。

起先女编辑文姬把那篇书评的清样寄来给她看,文笔学鲁迅学得非常像。极薄的清样纸雪白,加上校对的大字朱批,像有一种线装书,她有点舍不得寄回去。寄了去文姬又来了封信说:“邵君已经失去自由了。他倒是个硬汉,也不要钱。”

九莉有点担忧书评不能发表了──文姬没提,也许没问题。一方面她在做白日梦,要救邵之雍出来。

她鄙视年轻人的梦。

结果是一个日军顾问荒木拿着手枪冲进看守所,才放出来的。此后到上海来的时候,向文姬要了她的住址来看她,穿着旧黑大衣,眉眼很英秀,国语说得有点像湖南话。像个职业志士。

楚娣第一次见面便笑道:“太太一块来了没有?”

九莉立刻笑了。中国人过了一个年纪全都有太太,还用得着三姑提醒她?也提得太明显了点。之雍一面答应着也笑了。

去后楚娣道:“他的眼睛倒是非常亮。”

“你跟你三姑在一起的时候像很小,不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又很老练。”之雍说。

他天天来。她们家不兴房门整天开着,像有些中国人家一样。尤其因为有个房客,过道里门全关着,在他就像住旅馆一样,开着门会使他觉得像闯到别人家里。但是在客室里关着门一坐坐很久,九莉实在觉得窘。楚娣只皱着眉半笑着轻声说了声:“天天来──!”

她永远看见他的半侧面,背着亮坐在斜对面的沙发椅上,瘦削的面颊,眼窝里略有些憔悴的阴影,弓形的嘴唇,边上有棱。沉默了下来的时候,用手去捻沙发椅扶手上的一根毛呢线头,带着一丝微笑,目光下视,像捧着一满杯的水,小心不泼出来。

“你脸上有神的光。”他突然有点纳罕的轻声说。

“我的皮肤油。”她笑着解释。

“是满面油光吗?”他也笑了。

他约她到向璟家里去一趟,说向璟想见见她。向璟是战前的文人,在沦陷区当然地位很高。之雍晚饭后骑着他儿子的单车来接她,替她叫了部三轮车。清冷的冬夜,路相当远。向璟住着个花园洋房,方块乌木壁的大客厅里许多人,是个没酒喝的鸡尾酒会。九莉戴着淡黄边眼镜,鲜荔枝一样半透明的清水脸,只搽着桃红唇膏,半卷的头发蛛丝一样细而不黑,无力地堆在肩上,穿着件喇叭袖孔雀蓝宁绸棉袍,整个看上去有点怪,见了人也还是有点僵,也不大有人跟她说话。

“其实我还是你的表叔。”向璟告诉她……

专访

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宋以朗:

我没有背弃身为文学遗产执行人的责任

出不出版不是几个“张迷”振臂一呼就可决定的

记者:张爱玲曾在遗信中要求销毁《小团圆》,你怎么面对有些张迷指责您14年后的出版是对作者的不尊重?

宋以朗:我想问所谓“张爱玲的忠实读者”,你真的要张爱玲的正史由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成定证?你认为这是她的“遗愿”吗?这是你“爱护”她的表现吗?

出土她的作品,你可以不问情由指我存心图利,一路骂到世界末日,我实在没所谓,但我心中所想做的,以及我责无旁贷要做的,就是整理她留下的一切,让世人理解和欣赏她,而且永远记得她。1976年如果胡兰成已死,台湾局势有异,我父亲宋淇就会鼓励她出版,而不是劝阻──出版与否,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是”或“否”一个字便能概括,而是要虑及特定时空的具体处境,再思量理据所在。这是一件严肃的事,要花很多功夫决定,不是几个“张爱玲的忠实读者”振臂一呼就可了事的。

你可以说我违背了张爱玲某年某月所下的决定(不论是否“遗愿”),但我没有背弃我身为其文学遗产执行人的责任。如果我出版《小团圆》,肯定招骂；如果我销毁《小团圆》,也肯定招骂。如果只抱着“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官僚心态来管理张爱玲的遗产,可能没有人会责难我,但我那样做,才真正辜负了张爱玲及双亲所托付的大任。

记者:你觉得张要求“销毁”是出于什么考虑?只是出于怕胡兰成借机捞政治资本么?

宋以朗:“销毁”的要求张爱玲在1992年提出的,但胡兰成1981年就死了。所以原因并不在此,张爱玲肯定有别的想法,至于是什么她却只字未提。

记者:张爱玲生前曾经有过出版《小团圆》的打算,但碍于某些原因未能如愿。她提出“销毁”的要求,是否正好证实了外界对书中主人公“九莉”就是张本人的猜想?

宋以朗:《小团圆》实际上就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所有能被证实的东西都得到了印证。但是由于其中有部分东西是第一次公布于众,所以让人感到震惊。我们不知道真假与否,因为有些是孤证。但是别处都是事实,而这些地方她为什幺又要虚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