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办副刊“五字真言”：短 趣 近 物 图

副刊五字真言

对于《明报》来讲，查良镛先生不但是个严格的老板，也是一位十分专业的编辑，当年，查先生不仅对港闻和国际电讯版着手改革，也对副刊提出他的要求。他曾对我说：“

副刊是一张报纸的灵魂，港闻和国际电讯大家都差不多，但是副刊做得出色的话，那张报纸就会与众不同。”

查先生曾写下“副刊之五字真言”，贴在编辑部供大家参考：短、趣、近、物、图。

短：文字应短，简洁，不宜引经据典，不尚咬文嚼字。

趣：新奇有趣，轻松活泼。

近：时间之近，接近新闻，三十年前亦可用，三十年后亦可用者不欢迎。空间之近，地域上接近香港，文化上接近中国读者。

物：言之有物，讲述一段故事，一件事务，令人读之有所得。大得小得，均无不可；一无所得，未免差劲。

图：图片，照片，漫画，均图片也；文字生动，有戏剧舞台感，亦广义之图。

此为本报编辑副刊之要旨，新闻写作及编辑亦不妨参考。

副刊选稿标准：“新奇有趣首选，事实胜于雄辩，不喜长吁短叹，自吹吹人投篮。”

事实胜于雄辩者，并非不用议论文字，而是夹叙夹议者较受欢迎。最劣之文字是自我吹嘘，无原则地利用本报做广告，其次则为风花雪月，无病呻吟，或伤小猫之死，或叹写稿之苦。

查先生对副刊专栏作者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其它报纸决定某人写专栏，有的是副刊编辑说了算，有的是编辑主任说了算，大多数总编辑说了算。

但是，《明报》不一样，查老板虽然早已经将总编辑一职让出，一般的编务他也基本不过问，不过，专栏作者的聘请，却一定要通过他自己，别人无权决定，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明报》人都知道的事。

我自己的专栏(开始叫“白衣集”，后易名为“清风匝地”)，尽管是潘先生向我约稿，却一样要得到查先生的批准。

即使某位专栏作者已经在《明报》副刊写稿多年，但查先生一旦察觉该专栏作者长期“长吁短叹，风花雪月，艰深晦涩，读之无味”，也会毫不客气地炒其鱿鱼。

我在1986年到1987年跟随查先生检查报纸期间，便曾遇过这样的事———

有几位作者在副刊已经写了几年的专栏，但查先生不喜欢他笔下“言之无物”，便力主停掉他们的专栏，其实我跟其中一位作者还是朋友，于是跟查先生说给他一个改进的机会，但查先生“炒意”坚决，我也没有办法。后来，那位作者竟误认为是我从中作梗，他不知道的是，《明报》副刊专栏作者的约稿大权，始终都掌握在查老板手中。

因为查先生对副刊专栏的严格控制，《明报》副刊的专栏质地非常之高，当时能够在《明报》副刊上拥有一个专栏的，都被视做身份象征，其它报纸也有副刊专栏，但其专栏作者远没有《明报》副刊的专栏作者名气大。

《明报》副刊也确实人才辈出，如倪匡(卫斯理)、亦舒、林燕妮、胡菊人、项庄(董千里)、张文达、黄霑、张君默、邓拱璧、梁凤仪等等，有人索性这样说：《明报》副刊的作者都是“名店”里的“名牌”。

一流好友吝啬老板

不过有一点很多人不知道，虽然《明报》副刊能办得如此成功，但专栏作者却不是查老板用高薪请来的，这在当年的一众专栏作者中，已经不是秘密。林燕妮叫查老板加稿费，查老板笑眯眯地说：“你那么爱花钱，加了又花掉，不加。”

亦舒也曾叫他加稿费，他依然笑眯眯地说：“你都不花钱的，加了稿费有什么用？”

林燕妮和亦舒跟查先生属老朋友，有次亦舒甚至在专栏里骂他，查老板居然还是笑眯眯地说：“骂可以骂，稿照登，稿费则一概不加。”

《明报》当年的记者薪水微薄，查老板曾对人说：“在《明报》工作是他们的光荣，不用给他们高人工，他们也会排队来《明报》工作。”

我当时在《明报》写专栏，稿酬也十分之低，但本着“只管耕田，不问收获”的原则，不曾跟查老板计较过。

查老板一手创立了《明报》，并且迅速地将《明报》定位于香港的知识分子报纸，在我刚到香港的1980年，便有很深的体会，那时《明报》的报格确是与众不同，尤其查先生每天亲笔撰写的精彩社评，更是其它报纸所没有的。

因此，我相信查先生对他的《明报》有着十足的信心，即使稿费低，能在《明报》副刊写稿也是作者的一份光荣。还真是没有听说过有哪位作者因稿费低拂袖而去的，作家倪匡跟查先生是好朋友，他曾这样说过：“他是一流的好朋友，但他却是最吝啬的老板。”

【文网解读】

金庸与《明报》

御用园地

金庸非常关注副刊的运作，因为他认为“副刊是很自由的东西，没有什么准绳，园地是公开的，所以要抓紧。新闻我不抓，因为新闻有它的规律性，只要准确报道事实，不加歪曲就可以了”。

金庸“抓”副刊的例子甚多，本章前述1986年大亚湾核电厂之争议，1988年基本法政制主流方案的争议，《明报》副刊园地成了支持金庸意见的园地。在1986到1988年之间，还有1987年公安（修订）条例草案事件，在这件事情当中，更清晰看见金庸对副刊之重视及掌握。

1987年3月11日，立法局通过香港政府提出的公安（修订）条例草案。草案最引起争议的，是当中第二十七条的修改，授权律政司，若认为某新闻是虚假的，可能引起市民恐慌或扰乱公安，不管新闻发布者是否蓄意或无恶意，都可以提出起诉。这项修订，引起社会上四十六个团体反对，要求立法局议员搁置条例的通过。结果条例在立法局得到通过，条例通过后，香港九百一十六名新闻工作者，包括金庸在内，3月23日在报纸上刊登全版声明，发表新闻工作者宣言。宣言全文如下：

“我们是一群新闻工作者，崇信真理，以报道事实为天职。恪守专业守则，绝不透露需要保密的消息来源。言论自由不能寄望当政者仁慈施予，有志者须积极争取。我们坚决反对，1986年公安（修订）条例既已通过，今后工作倍增困难，但本着市民有知的权利，我们必须信守以下誓言：一、继续克尽天职，忠于事实，详细报道；二、一旦被控，决不透露消息来源，并放弃以此作为辩护，以求苟免。”

《明报》在3月12日头版报道了公安（修订）条例的通过，头条新闻标题"立法局漠视各界反对意见，三读通过公安修订草案"。社评则以《令人失望的二读辩论》，谴责立法局通过法案。整版新闻版面，都是反对的声音。当时的《信报》及部分中文报章的专栏作家还发起呼吁，要罢写抗议。金庸在1987年4月7日致函负责副刊的编辑欧阳碧，反对专栏作家罢写。他认为写文章是积极的，罢写是消极的。《明报》副刊多位专栏作家，包括林燕妮，也想参加罢写行动，让报纸副刊开天窗，以示抗议。金庸连夜请编辑与各专栏作者联络，一定要作者交稿。结果在4月9日的《明报》副刊，出现了五个专栏，都是批评公安条例的：

·“自由谈”作者李静岗，以《什么叫责任》来呼吁立局议员要认真研究公安法；

·“阡陌行”作者严沁，以《反对公安条例》指通过公安条例是立法局的一个污点；

·“三山人语”胡菊人在《公安法违反总目的》，指法例破坏了香港的新闻自由；

·“祁弹怪论”祁弹在《第三号情报员提供假消息》一文中，也挖苦公安条例；

·“系我一生心”作者林燕妮也在她一向不沾时事的小品中，也少有地评论起政治，以《未了的抗议》来反对立法局通过公安条例。

金庸对副刊作者有莫大的影响力，他的呼吁，可以得到专栏作者们主动的回应。金庸对副刊编辑也很有影响力。主编副刊的编辑主任邱鸿安表示，他经常猜测金庸的意图，希望能够掌握金庸办副刊的思想。大多数的中文报纸的老板，对报纸的副刊内容，采取放任态度，并不刻意经营；老板对副刊作者，更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这一点，在香港其他中文报纸上也是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