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金庸为何几次被学校开除？

1936年，金庸小学毕业，入嘉兴中学。嘉兴是历史名城，“吴头越尾”，兼吴地“泰伯辞让之遗风”与越地“夏禹勤俭之余习”，水乡泽国，湖泊纵横，烟雨迷蒙，集山、湖、海于一体，潮、湖、河、海并誉当世，因而景色秀丽，女儿多情。时常出现在他的小说里。嘉兴和扬州一样，在抵御外敌入侵时，也付出过惨被屠城的代价。

这些灾难，金庸即使知道，也不会影响他对清初“盛世”的好感。随后的经历，却彻底改变，他成了自己笔下出现最多的、江湖人物似的“野外流浪儿”。让他生命发生转向的便是1937年爆发的抗日战争。当年8月、9月、10月，日军不时空袭嘉兴。11月打到城池下，在校长张印通带领下，他们徒步大迁徙，日行几十里，走了近两个月，来到浙江西南部的丽水碧湖镇。

群山环抱下的碧湖镇，位于丽水莲都区西南，镇区依瓯江而立，是一个偏远的农村乡镇。1938年浙江省教育厅在这里成立联合中学，学生们在此一边学习，一边军训。初中三年级时，年仅15岁的金庸干出一生中的第一件大事———出版第一本书，书名叫作《给投考初中者》，200多页。它是金庸和另外两名同学，根据自身报考初中的经验，“搜集了当时许多学校的招考试题，加以分析解答，同时用一种易于翻查的方式来编辑”，指导打算升初中的学生如何考试得高分。

岁月动荡，求学不谓不艰苦，然而凭天赋努力，他不仅数理化成绩优异，英语国文更出色，入高中后利用图书馆，他读了更多的课外书，主要来源于杭州中学图书馆转来的全部藏书、报刊，中英文都有。写得一手好文章。从小学到中学，每年都是班上的第一名。1940年，校内各班级能自由编写壁报。“某日课余，忽然人头济济，有数十人在围观图书馆外走廊的壁报，前排有人高声朗诵，后面谛听的，无不拍手称快。原来壁报上刊有《阿丽丝漫游记》一文，描述阿丽丝小姐千里迢迢来到联高校园，兴高采烈遨游东方世界之际，忽见一条色彩斑斓的眼镜蛇东游西窜，吐毒舌，喷毒汁，还口出狂言威吓教训学生：‘如果……你活得不耐烦了，就叫你永远不得超生……如果……’眼镜蛇时而到教室，时而到寝室，或到饭厅，或到操场，学生见之纷纷逃避……文章的作者就是查良镛……”（叶炳炎《查良镛在联合高中》）

这篇文字模仿了英国作家卡罗尔的童话小说《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但风格和原著大不相同。“眼镜蛇”影射的则是权势在校长之上的训育主任沈乃昌。他代表国民党，宣扬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监视学生思想动态，所以金庸被开除，校长张印通却是个非常好的教育家，他未能为金庸请得较轻处分，深惜其才，便努力帮他转学。在张校长和同学好友余兆文帮助下，金庸得以转入衢州中学。

这是他一生中遭受的第一个重大挫折。金庸回忆说：“学校开除，不但失却了继续求学的机会，连吃饭、住宿的生活也发生问题……那是生死系于一线的大难”。1940年7月，金庸离开学习、生活三四年的联合中学，入衢州中学，无意间多出一份阅历。

衢州是历史文化名城，金庸所去的衢州中学，位于衢州府城西北部石梁镇。这里生活很艰苦，常有敌机来袭，好在国文老师不错，图书馆不错，金庸的精神生活比较富足。1941年底，衢州中学闹学潮，反对训育主任，金庸积极参与，差点被开除，校长觉得不能这么大面积地开除人，这才保下来。

内困不已，外忧更甚。国军和日军仍在不断交锋。战争对金庸的直接影响便是，他对战争及其影响有了大量感性、具体的体验和认识，日后描写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乱世群像等等。整个中学阶段，他的生活则完全依靠政府当时对沦陷区学生的补助金。浙赣会战激烈时，学校也停课疏散学生，1942年5月他们这一届提前毕业。金庸已18岁。决定去战时首都重庆求学。来到景色迷人的湘西，已冬天，盘缠所剩无几，他借住同学家，因为离考期还远，就在农场一边干活，一边复习。第二年去重庆，同时考上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四川大学外文系，但经济上负担不起，而中央政治学校不收费，他就到了这个实行军事化管理的、国民党“党立的最高学府”外交系，希望将来在外交方面为国效力。

经历中学的两次风波，金庸的锋芒有所收敛。他本来打算一心向学，读了《资治通鉴》、威尔斯的《世界史纲》，尽力少闻政治，第一年便获得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然而，不久他竟又惹出一桩麻烦。

当时校内国民党学生“特务”横行霸道，学校纵容包庇，不加理会。一日金庸看到这些学生“特务”又在校园中殴打同学，打抱不平，向学校投诉这些学生，进而对校方加以指责。

与壁报事件不同，这次金庸或许已从“只是少年时代的一股冲动，没有考虑到严重后果的鲁莽行为”变为有意识反抗。结果相似：他又一次被勒令退学，金庸在政治学校一年多的学习生涯，就此结束。

1947年在时任上海市法院院长、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后并入华东政法大学）兼职教授的堂兄查良鉴的帮助下，他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的学历，插班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专业，于1948年毕业。（2005年金庸向剑桥大学提出攻读博士的申请时校方要求呈交大学毕业证书等，金庸表示“在上海念大学时适逢内战，证书等自然没有”。

几十年后，金庸到台北，台湾政大校长便说：“查先生，以前我们把你开除了，很对不起，现在言归于好，好不好？”金庸说：“我当时应该开除的，我把校长比作希特勒。”校长说：“我们言归于好，送你一个文学博士，你接不接受？”他就拿到了这个博士。那是后话，可以成为一段骄人的历史。但在当时，它无疑是个灾难。因为那以后他虽在上海有过一个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学历，但时间短，一年不到。所以他没有受过完整大学教育。

日后来看，那是金庸少时一次次挑战师长，反抗压力的不凡之行，甚至是打抱不平、反抗强权的“侠客”行径。这种“不怕重大压力而在文学中畅所欲言”的品格，堪为获得成功的关键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