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去世 享年82岁(图)

斯图亚特·霍尔

2014年2月10日，文化研究理论大师、英国社会学教授斯图亚特·霍尔因病去世，享年82岁。这些年，霍尔一直受到病痛折磨。

斯图亚特·霍尔1932年生于牙买加，英国社会学教授、文化理论家、媒体理论家、文化研究批评家、思想家。1951年获得罗氏奖学金到英国牛津大学学习。斯图亚特·霍尔被认为是当代文化研究之父，他开启了学术工作政治化的先河。《理解霍尔》一书，作者则干脆说：“斯图亚特·霍尔的名字就是文化研究的同义词”。他曾任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简称CCCS）主任，《新左评论》第一任主编。1979-1997年任英国开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97年荣休后，霍尔任英国拉尼美德委员会委员；任两个流散文化团体“署名”和“国际视觉艺术中心”的主席，两个文化组织所属的“来灵屯国际视觉艺术博物馆”于2007年10月3日在伦敦隆重开业。霍尔主张“文化平等、种族公正”。对于出任《新左评论》主编的历史，霍尔也曾有过详细的回忆，“1956年动乱的结果就是两本期刊——《大学与左翼评论》与《新理性者》——的公开出版，1960年，这两个期刊合二为一，构成了“最初的”《新左评论》。”

“第1期《大学与左翼评论》出版于1957年春，它有四位主编：拉尔夫·萨缪尔、加布里埃尔·皮尔森、查尔斯·泰勒和我，前两位在匈牙利事件之后退出了共产党，而我和泰勒则代表‘独立派’。”“新左翼也从《新理性者》所代表的另一个传统中吸取了许多相当重要但又非常不同的资源。这一流派是在英国共产党和人民阵线政治中形成的。一些‘理性者’——爱德华·汤普森、约翰·萨维尔、罗德尼·希尔顿、克里斯多夫·希尔、维克多·基尔南、霍布斯鲍姆——都是这一独特阵营、即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中的一员。霍尔认为，当时有很多人更合适担任1960年第一期《新左评论》的主编，如汤普森和其他学者，但他们都不愿出任主编，“我就鲁莽地同意担任《新左评论》的第一任主编，而约翰·萨维尔则担任编委会主任。”《新左评论》第一篇社论的开头与结尾都引用了莫里斯1885年7月在《大众福利》上的一篇文章：“劳工运动并不处于起义阶段。”霍尔补充了一句：“我们处在传教阶段。”1961年，霍尔辞去主编一职。对于所谓新左翼，霍尔有一个评价。

霍尔认为：“新左翼代表了两个相关却又存在差异的传统的结合。第一个传统，由于缺少一个更好的名字，我把它称为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主要以《新理性者》杂志和它的创始人约翰·萨维尔、爱德华·汤普森等为代表。第二种传统最好被描述为一种独立的社会主义传统，它的核心力量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的左翼学生，并与“政党”机构保持某种距离。1956年，在那些正统的瓦解中，正是来自这个阶层的人首先创立了《大学与左翼评论》。我就来源于第二个传统。”（《第一代新左翼的生平与时代》）霍尔提出了一种有关编码与解码的理论，认为受众对媒介文化产品的解释，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立场相对应。他提出三种假想的地位，即：以接受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为特征的“主导—霸权的地位”，大体上按照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进行解释，但却加以一定修正以使之有利于反映自身立场和利益的“协商的符码”，以及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全然相反的“对抗的符码”。

霍尔的研究成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研究受众接受行为的理论背景。此后，文化研究敞开了关于电视受众主动性的研究的大门，一种新范式的受众研究兴起并迅速扩展开来。

2月10日，上海大学教授王晓明、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和复旦大学教授吕新雨，就霍尔的人生经历和学术成就接受了ibooks的采访。

王晓明：他生在牙买加，血统比较杂，包括黑人、白人和荷兰犹太人，他常说：任何人都是从另一个地方来的（意思是没有纯正的本地人，这个看法如果成立，那意味着所有说是建立在地域区别上的矛盾，比如台湾的外省人本省人，香港的港人大陆人，上海的外地人上海人等等，其实都与地域无关，而是建立在文化和政治等等因素之上的），尤其是现代的个人，大概都跟“五个国家”有关。所以，他一直追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文化身份（culturalidentity），这个追究不是要建立某个uniquefixedidentity，而是要借深究这个问题,打开从非西方/非帝国主义的角度理解现代世界和现代人的真实、复杂的文化状况的空间，比如他这么说自己：英国是我的家园，但我不是英国人。（Britainismyhome,butI'mnotanEnglish。）西方人目前对他的定位，大致是这样：文化多元主义和文化研究的巨匠，英国最重要的左翼知识分子之一，全球各地的左翼在知识分子和学人，如果在文化研究、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等方面进入较深的研究，都会要参考他的著述。

我个人觉得他给人启发很大的地方是：一，他持续而深入地介入各种现实的社会运动：游行、集会、公共讨论……为此长期活跃于广播和电视（他参与BBC不少谈话节目），始终保持理论思考与现实介入的良性互动，他那些最有启发性的理论论述，很大程度上都是来自现实介入的启发。二，他是牛津毕业，却长期在OpenUnveristy教社会学，贡献于蓝领工人和出身低下阶层的年轻人，这是在实践他的精神前辈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的主张：教育的目的不是让少数底层人往上爬（所谓社会流动），而是让所有人都能一起进步。他晚年肾衰竭，透析九年，后面几年每隔两天就要透析一次，我本来想请他来上海讲座，也因此放弃。但他始终保持思想的活力，2012年英国的卫报上登过对他的长篇访谈，他谈起那年夏天英国的青少年骚乱事件，眼光依然很犀利，不但从政治和经济角度展开讨论，更从文化角度（他用的词是“消费主义”）提出特别的分析。我很喜欢他的文章，他早年在OpenU用的教材《表征》，现在是我们文化研究硕士课程的入门书。十几年前我们在上海开始文化研究时，就明确说不走美国式文化研究的路，而愿意借鉴文化研究的伯明翰学派的做法，主要就是因为威廉姆斯和他，因为他们竭力那种介入和改变现实的做法。

汪晖：去年秋天我在伦敦访问，本来约好要去他家谈一次，但后来因为我提前回国，没有来得及见面。我那时知道他身体不很好，但没有想到错过了这一次，也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我是在1990年代初期在美国接触到他的著作。Hall是牙买加人，后到英国留学，与雷蒙?威廉斯、里查?霍加特并称为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1960年代，他与E.P.汤普森、威廉斯等一起成为英国第一代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他也是《新左翼评论》的最早的主编。受到葛兰西和其他理论家的思想影响，Hall对霸权概念和文化理论展开研究，他的早期的作品《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解码》后来被发展为媒体研究和文化研究中的“传播的编码/解码模式”。大约在1980年代中期，他的文化理论首先在美国的媒体研究中获得传播和运用，继而对美国的文化研究的兴起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我是在1992-1993年间接触到他的理论的。我记得是在1994年，李欧梵和我在《读书》杂志发表有关文化研究的对话，其中讨论了霍尔和文化研究。这好像是国内第一篇谈论文化研究的文字。后来与佩里?安德森讨论西方的新左翼时，他也提及了霍尔等第一代新左翼与他们这一代的关系等。霍尔是英国文化理论的最重要的理论家，也是文化研究这一领域的最主要的奠基人之一。

吕新雨：我和赵月枝教授联合主编的“批判传播学”文丛中拟翻译他的《监控危机》一书，但版权问题出版社正在协商中。从批判传播学中的西方新左派的知识谱系看，以霍尔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学派与英国工党执政的历史经验不可分割，他对意识形态作为表意实践的理论分析影响深远，开启了符码与实践、文本与受众的关系研究，已经是不可忽略的学术坐标。他的工作开始产生影响主要是七十年代，也正是西方左派处于退守，而右派全面反攻的历史阶段。由于霍尔的研究框架下，族裔、性别、阶级与认同问题并存，其偏向文本与受众研究的取向也使得其研究更容易被体制化与学院化，它也构成了文化研究今天的困境。而文化研究学派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之间的学术论战，后者更强调政治经济的全球复杂势力在传媒生产过程中的影响，会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视野中理解冷战与后冷战时期批判传播学的任务。而我们正在筹划出版的“批判传播学”文丛就是希望走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想结合的路径，来面对今天中国与世界媒体与传播的危机与问题。霍尔是我们的重要资源。但是，对他的学习，并不是要把他的理论做为普遍意义的推论，而是把他放在具体的历史脉络中去理解和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