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坚持把自己放在边缘里写诗
罗智成当社长时,这个有着87年历史的通讯社早已经历改组,从国民党的党营新闻机构变成了公共媒体。台湾过去的广电、出版等新闻法令也已废除,新闻出版行业只受一般法律管辖。罗智成目击了这个变迁的第一现场。
国际新闻是中央通讯社的强项,派驻记者到世界各地,是台湾其他市场媒体无法比肩的。罗智成说中央社的新闻美学属于“矿泉水新闻”,对政党新闻也持平报道,不加“辅料”和“调味剂”。作为这家法人机构的经营管理者,他几乎不介入采编业务。诗歌节期间某天晚餐时,诗人们跟他开玩笑才得知,罗智成居然不是国民党党员。
1975年,罗智成20岁的时候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收录了他高中时期的作品。1960、1970年代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蓬勃发展,罗智成认为与政治威权有关,“那时文学的主流是反政治、反世俗和反资产阶级的刻板生活方式的,现代主义文学明摆着是‘吓死’资产阶级的样子”。
1980年代以后,台湾的现代主义在诗、散文和小说方面都达到成熟。到了1990年代,后现代不仅仅是主张,而且成了社会现象。“以前环境不允许你关心政治,现在是你的主观意见、书写包括生活,都没有了太强烈的政治诉求。台湾快速进入了后现代议题:环保、女性文学、弱势族群、去中心化等等。”
“有时候,作品的厚度、深度甚至伟大程度,跟你对抗的、想反抗的对象是有关系的。现在找不到一个够巨大的可以对抗的东西了。”写诗40年的罗智成感到,即使在威权时代,台湾个人和政治的关系也不像别的地方“你不理政治,政治来理你”,台湾是“两边互相回避”。和北岛的看法相似,罗智成也认为,这些年欧美社会产生伟大的作品很难,“台湾可能也是这样”。
就任现职前,罗智成在香港工作过一年,比起来“台湾在价值上跑得快,不像香港在工具理性上那么熟练”。香港因为殖民历史,所以中国文化处于二线。而1950年代,台湾是全世界华人中第一线面对现代化、国际化、本土化挑战,唯一用中国文化来思考事情的文化主体,在台湾,好诗歌甚至被印在公共汽车车身上。
令罗智成怀念的是,在19、20世纪西方横行天下、亚洲积弱之时,反而充满鲁迅等精彩人物。“只有精彩的人才能创造精彩的文化。”他说,“他们人格不向内缩,不放弃求知和关心世界的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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