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坚持把自己放在边缘里写诗

2011年12月15日 13:55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朱又可 王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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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蒙1941年出生于萨格勒布。他的国家先是受到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殖民统治，后来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一部分，“南联邦”解体后获得独立，开始了民主化进程。经历了这一切，萨拉蒙现在感到更加自由，但他不认为自己的写作受到太多政治的影响，“我从小就是个自由主义的作家”。

他没有想到会成为一个诗人。他从5岁开始学钢琴，一直到12岁。在巴黎学医的父亲认为对心脏不好而禁止他练习皮划艇，他便从此拒绝练琴以示抗议。在大学里，有一天他听到有人朗诵斯洛文尼亚著名诗人丹纳·扎伊茨的诗歌，受到触动，从此一发不可收，一年之内写了60首诗歌。

1964年，在卢布尔雅那的一本油印文化政治刊物《观点》上，萨拉蒙首次发表了自己的诗歌《杜马1964》。因为抨击了“驯化的知识分子”、“官老爷”、“理论家”、“失声的诗人”，这首20行诗受到党报《事业报》的批判，几天后萨拉蒙和另一位作家被逮捕。

“诗里有一句‘路易十四式的社会主义’。路易十四是法国国王，他曾说：‘我就是国家！’”萨拉蒙说自己并不是真正的“异见分子”，只不过观念不同于当局信条。年轻人因言获罪引发南斯拉夫作家集体抗议，也在西方报纸上一时成了热点。内外舆论压力下，关押5天后萨拉蒙获释，但随后《事业报》社论仍然批判他是“对社会秩序的肆意攻击”。“我只是赶上了斯大林主义的尾巴。”萨拉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斯洛文尼亚在独立前，像欧洲其他国家一样有了自由市场。但萨拉蒙也说在“南联邦”时期，没有感到多少民族压迫，这类内容也不曾出现在他的作品里。萨拉蒙第一次访问美国是在1970年，以艺术家而不是诗人的身份。他认为现在资本主义面临一个艰难的时刻，需要更严格的政策来管理市场。他参加过中国大陆举办的帕尔米诗歌节。“1990年的时候美国旧金山有几个很富有的诗人把世界各地的诗人都请过来跟他们交流，现在中国更有这样的能力，中国现在文化、经济方面越来越强大了。”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我的诗没有什么影响，诗歌是从心而生的，不是某种政治言论。” 萨拉蒙说，“文学中痛苦是一个主题。”在东欧国家，诗人的痛苦有时不是社会性的，倒更多地与历史和地缘有关。

他的父亲曾问他，欧洲的名人中，有哪个是斯洛文尼亚人？他无法回答。他从小就有一个梦想，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他最大的焦虑是：“我的国家非常小，语言也小，没有诗歌，我们的语言就会丧失活力，斯洛文尼亚就会成为文化孤儿。”

萨拉蒙认为即便在今天的全球化世界，诗人和诗歌仍是不可取代的。诗不像画可以作为商品买卖，但人类的感觉需要表现出来，诗歌是最好的媒介。

台湾诗人罗智成认为1960、1970年代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蓬勃发展与当时台湾政治威权有关。“现在找不到一个够巨大的可以对抗的东西了。”

“作品的伟大程度跟它反抗的对象有关”

在罗智成身上，你很难把诗人和中央通讯社社长这两个身份联系起来。他探讨起诗歌问题来，绝不含糊，不像那种“准诗人”官员。他是对台湾两代诗人都有影响的真正的诗人。

罗智成1955年生于台湾，留学美国读哲学博士，1980年代从事新闻。他当过台北市新闻处长，三个月前，他被任命为中央通讯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