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坚持把自己放在边缘里写诗
尽管在巴西社会里,人们对诗人抱有偏见,常常带有贬义地把诗人当成疯子或不切实际的幻想家,邦维希诺说他还是愿意当个诗人。1962年,他才7岁就开始写诗。年轻时受到巴西具体主义和热带主义诗歌的影响,跟前辈坎波斯、卡布拉尔、内托等诗人打得火热,后来逐渐知道要走自己的道路。
在法学院读书的时候,他曾加入一个以马列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左翼团体,反对当时的军人独裁政权。
“那时我是一个战士。”邦维希诺颇为自豪。当然不是用枪杆子作战,战斗形式是写文章、写诗歌、参加集会和游行,“非常疯狂的时期”。独裁政权使巴西社会变得令人窒息,没有民主空气。拉丁美洲被冷战弄得四分五裂,有的国家依附苏联,有的依附德国社会民主党,有的依附美国,有的依附中国。巴西独裁政权亲美,算是美国的拉丁美洲后院,苏联要在古巴设导弹基地,美国感到危机,把拉美后院控制得更加严格。
1985年,巴西军人政权倒台。接下来的改革、柏林墙倒塌等一系列事件,使巴西进入民主化时期。作为法官,邦维希诺每天都接触到一些人权事件,法制仍然不完善,但他感到社会方向是正确的。“民主肯定是个好东西。”邦维希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随着民主转型,巴西成为全球最有潜力的国家之一,圣保罗也成为全球最大都市之一。邦维希诺的诗歌转向描绘都市病以及贫富不均等社会不公,用张力十足的语言,“对圣保罗进行了反乌托邦式的刻画”。
“我写每天的生活,我写工作里、回家路上、窗外看到和感受到的一切具体场景。虚幻、抽象的东西,我不写。”邦维希诺说。
每天处理民事和商业案件,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让他感到人类生存的艰难,看到人性残酷的一面。他说自己选择了世界上最艰难的两个事业,做个好诗人和好法官都带不来财富。2亿人口的巴西有1.7万名法官,人数不多,当法官可以活得有尊严,但不会发大财。“法官追求社会公正,诗歌追求词语的公正、精确,每个词都应该是完美的。从法律上说,诗人在赋予每个词应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
由于巴西的复杂性,执行法律也挺难,受各种矛盾的制约,比如“走后门”。来香港的路上,邦维希诺在伦敦停留,看到那里人们上街游行抗议大财团,“富者更富,穷者更穷,这世界肯定会崩溃”。
相比法官,他更想做一个诗人。
斯洛文尼亚诗人萨拉蒙曾在1964年因诗被捕,但他不认为自己是“异见分子”:“诗歌是从心而生的,不是某种政治言论。”
“我赶上了斯大林主义的尾巴”
托马斯·萨拉蒙在斯洛文尼亚驻纽约领馆当过两年文化专员,后来在纽约大学做富布莱特学者。他的超现实主义风格诗歌被翻译成英语,受到美国年青一代诗人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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