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新华对话凤凰网《年代访》文字实录

卢新华做客《年代访》

核心提示：三十年前，他以《伤痕》开启了一段文学史篇章；三十年后，他携《伤魂》归来，继续书写时代之痛。他说作家就是要悲天悯人、保持批判。当下社会大道流逝、术数猖獗，如果说前面那个时代的伤痕是权力造成的，那么今天的伤痕有很多是我们自己参与的，是源自对财富的一种贪恋。卢新华独家对话凤凰网文化《年代访》，讲述一个作家的观察与忧思。

伤痕文学曾被批缺德 胡耀邦干预才未继续

凤凰网文化：卢老师您好，欢迎做客《年代访》。提起卢新华这三个字，首先就知道是一个作家，但是您又不同于其他的当代的中国作家，就是“卢新华”这三个字已经是具有了一种文学史的意义，因为我们都知道您的那篇著名的《伤痕》，可以说开启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这样一个伤痕文学的篇章，但是我在看您的资料当中，您提到过说您不太愿意再谈《伤痕》，为什么？

卢新华：这样讲吧，不是不愿意谈《伤痕》，主要是谈《伤痕》谈得太多了，我自己都有些厌倦了，而且《伤痕》作为我人生当中的一个起步的起点，所以说以后逢五年逢十年不断的要有电视台方方面面来采访都要谈这个话题，谈得有点没有兴趣了，没有兴奋点，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离我越来越远了，而且看那个时候的东西也不是很理想，因为受到方方面面的影响还不能随心所欲地把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全部表达出来，大概就这样吧。

凤凰网文化：外界都把卢新华这个名字和《伤痕》总是放在一块儿，您在后面的写作当中会不会心里老是有一个伤痕文学的包袱或者干脆就说您自己的这部《伤痕》作品的包袱在？

卢新华：其实我可以这样说，这个《伤痕》从写完以后它对我已经早就离去了，而伤痕文学在我脑子里也不大想这件事情了，这一点你们从我的经历大概也可以知道。写了《伤痕》以后我还写过一些短篇，还写过一部《魔》，写过一部《森林之梦》，然后我就下海了，就经商去了，当时的中新社他们发的通稿里面都讲我是“中国文人下海第一人”，尽管这个说法我觉得我自己不敢苟同，因为我知道在我之前还有其他人，但是他们也许把我作为一个符号，说我是文人下海第一人，然后我也很快又出国留学了。

其实对于我来讲，我的一个个性是喜欢常常把自己归零的人，所以我是在《伤痕》之后其实我一直在要求自己要把《伤痕》这个包袱放下来，如果我觉得我自己脑子里念念不忘《伤痕》的话，我觉得我不能再往前走了。所以《伤痕》给了我很多的荣耀光环，也使我为很多人所知道，甚至《伤痕》出来以后洛阳之贵，全中国人眼泪流成一条河，这个我都相信，因为我这个小说写出来包括我的母亲，我们家没有这种经历的，包括我的表姐很多人他们看了这个故事都是热泪盈眶的，流了很多眼泪，所以我知道凡是读过它的人不流泪大概很困难的，除非铁石心肠。但是这个对于我个人来讲，我曾经在《伤痕》写完以后一段时期里面，我反复思索这个《伤痕》对时代的意义，它也产生了伤痕文学，然后引领了一个伤痕文学的思潮，它的意义很明确，我也很清楚，我也知道，因为我在大学里还在读书的时候《伤痕》已经写入文学史了，我在读当代文学史的时候已经读到我的章节了，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当时想，文学史的意义我清楚了，但是对于我个人有什么意义，我当时分析了几个情况，一种情况我说可能将来我这个人无非是给中学的语文老师在讲中国的成语的时候做一个注解，比如说他讲到江郎才尽，有一天可以讲当年有一个写《伤痕》的卢新华，24岁那时候如日中天的，全中国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后来就江郎才尽了，就再也见不到写文章了，我可能就这样的一个角色；还有也可能说是有人讲昙花一现，也会讲到有个卢新华，这个人当时大名，后来就昙花一现，就不见了，再也不见他了，这也是一种可能性。所以我当时想了很多负面，我很有可能就这样一个角色，在历史上在文学史上有一笔，就像我们读到江淹的《别赋》《恨赋》，真是江郎才尽，这就是我就完了，然后这可能就是我的定位。

但是后来又想也许还有其他的，上天还有其他的想法，可能说卢新华你24岁你从来没接触过小说，你写一篇小说就能有这样的成就，这样你努力，你在文学上的前途不可限量或者是你对这个时代确实要派你做什么，你要做某一个方面的知识分子的或者某一个方面的代言人，你要做一个东西，上天要交给你，还要更艰巨更伟大更宏伟的工作，还有更有意义的工作让你去做的，但是你要努力，你不能躺在你的荣誉和光环上面，就从此开始就这么就像昙花一现的人物一样过去了。

那个时候我觉得也苦于当时的一种气氛，你们可能太小不知道，那时候有一个春天里的一股冷风，就是批判伤痕文学的，是河北的一个李剑这样一个人，写《歌德还是“缺德”》，“伤痕”被贬称缺德的文学，这个后来是因为胡耀邦讲的话，冷风没有再继续吹下去。但是我知道再继续对文化革命那个时代再进行反思，再揭示它的创口的话，这已经不可能做的事情了，我想以我开创了伤痕文学的时代这样一个引领了一个时代的人物我都不能做，就可想而知，所以我后来个人也讲伤痕文学是短命的，是讲这个意义上短命，不是作家们不写，也不是他们不想写，而是他们写了以后最后没有地方可以发表的，而且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所以以后慢慢慢慢到一定就沉积了。

鲁迅只看病不开药方 我既看病也开药方

凤凰网文化：那具体说来“伤痕文学”最早是怎么提出来的？是谁定义的这个概念？

卢新华：据我所知，“伤痕文学”这个定义并不是国内定义的最早，开始说一个贬义的一个词，国内的文学界那时候也没接受它。应该是我当时看到的最早的是美联社还是路透社，应该是美联社，当时因为《伤痕》在中国引起这样大的轰动，他们发了个新闻，美联社他们发新闻说上海复旦大学有个24岁的年轻学生叫卢新华，写了一部《伤痕》，怎么怎么样，由此在中国可能要引起一个伤痕文学的一个运动。然后这个“伤痕文学”这个词后来被我们的文学界接受了，慢慢就接受了。

凤凰网文化：文革之后的新时期文学，可以说最大的特点或者说追求就是反对之前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但是像伤痕文学这种带有明显的政治上的诉求的这样一种形式的作品，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算为另一种政治服务？或者为另一种政治意图政治想法。

卢新华：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政治人物怎么去利用这个文学，这是政治人物做的事情，我自己在写这个《伤痕》的时候，我没有为任何政治服务的这种念头。这是我觉得我从小跟我父亲犯冲的，他是典型的极左路线思潮的产物，他的一切东西都是跟党跟报纸跟中央文件完全合拍的，他有时候我觉得不可理喻的，他都是和报纸和文件和上边的宣传都是完全一致的，他也完全的相信那东西。所以他对人性的东西他做事情也常常我觉得我父亲不讲人性的，不可理喻的，所以跟他一直发生冲突。他总是认为我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他一直用小资产阶级思想这个帽子来扣我，所以我觉得特别反感。我觉得这都是人之常情的东西，但他就认为你这个要么是洋思想，要么资产阶级思想，他对我看不惯。后来等到这个四人帮粉碎以后，我就发现我是对的，我父亲是错的，至少在家庭我跟父亲的关系上，我发现我是对的，他也认识到自己这方面过去太相信党太相信毛主席太相信江青同志说的话都是对的了，他开始反省。

这个时候我觉得文化革命那个时代确实是把很多东西都搞乱了，它把人们的正常的一种亲情感情的因素都破坏掉了、都抹杀了，只要你一心一意跟党走，人的七情六欲你都否认掉了，这个东西不符合人性的、是不对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当时还是很欣赏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等于说我个人在写《伤痕》的时候，我主要是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错误的时代，这方面绝对错误的时代，唯成分论，我确实看到一个地主富农家的孩子，是一个当地高材生，他应该考重点大学的，但是就因为家庭出生就不让他考，很斯文的样子，戴着一副眼镜挑着粪桶在田间地头跑来跑去，这个人到现在我一说他，他的影子就在我面前晃，我觉得我想到他心里很难过，这些一个有才华的人就因为家庭出生问题就埋没了，还看到很多很多当时的社会现象。

所以我觉得我对那个时代确实给很多人的身体心灵都种下了伤痕，这是我的一个亲身感受，我觉得不是为政治服务的。当然到后来，因为我写《伤痕》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前，我是4月份初写的，它应该是在6月左右，因为当时《文汇报》把我的小说拿回去，当中我看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时候我很高兴，我觉得有这样的东西出来了，思想界有这样的东西出来，文学界应该《伤痕》也可以发表的，那时候发表的压力很大，要冒很大的风险。

所以后来等到最后《伤痕》发表的时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经也出来了，所以思想解放运动和伤痕文学运动很合拍的到一起去了，好像形成一种为政治服务的一种感觉，但是我相信如果以后有人去写这样的东西是有意要为政治服务的，那我不清楚，我只能说我自己的感受，我在写它的时候我没有想为什么政治服务，只是想表达一下我对那个时代的思索。

凤凰网文化：除了表达对于那个时代的思索和批判之外，您当时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文学史的意识，就是要在文学作品的形式上、表达上承接或者接续某种传统，还是说只是因为心里有这么一个故事，强烈的想把它写出来而已。

卢新华：当然这个小说如果没有进复旦大学的话，我也写不成这样的小说，因为复旦对我的文学理论方面的熏陶还是蛮重要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学过典型概括的理论，以前写小说就写人物写个什么故事的，但这个要概括很多的人物身上的特质，有共性和个性的结合，这个应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但这个理论不纯粹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也跟巴尔扎克他们创作是有关系的，巴尔扎克的创作、雨果的创作、莫泊桑的创作还是有典型的概括的内涵在里边的。

所以在前面也已经谈到我的一些经历，所以在创作《伤痕》的时候，我已经比较自觉地考虑要用典型概括的方式概括那个时代，要通过这样一个画面能够成为概括了很多很多人的特质，然后把《伤痕》这样一个故事可以成为那个时代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一面镜子，这样一个想法。另外在具体的写作手法上来讲肯定是，后来《伤痕》发表以后有很多的评论文章，都讲我突破了很多东西，这个有很多突破的当时讲，突破了爱情的禁区，突破了人性论的禁区，突破了还有写了社会时代的悲剧，这个是以前没有人写过的，然后还有什么其他的写作方式，一大堆突破，《伤痕》突破了什么东西。后来其实我个人讲，我说我卢新华真的没有突破，因为你们看那个阶段、看文化大革命那个阶段的文学和我的《伤痕》，你看到我是突破，但是你再往前看，我不是突破我是继承，《伤痕》的文风是继承了类似于像都德的《最后一课》这样的题材，像鲁迅的《祝福》这样的一种创作手法，是一种写实的批评主义的手法来写的。所以等到我在北京得奖的时候，曾经跟几个作家包括孔捷生包括还有王亚平还有几个人，谈到我们说我们来谈一个口号，就说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批判现实主义，我说句老实话，当时我们没在报纸上发表出来，要是发表以后肯定成为批判我们的重要内容，但是我们当时谈过这个话题，我们的创作是本着这个来的，我也知道孔捷生在以后的创作当中他还是这样做的，他的《在小河那边》就是这样写的。

而且当时还有一些很知名的老作家，很著名的老作家可以这样讲，他们都很老道的，对世事的了解比我们要深刻多了，他们后来以一种讪笑的方式开玩笑，他就知道你怎么能去谈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呢，我们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但是现在我说句老实话，我现在禀承的，你看我的《细节》也好，包括《森林之梦》也好、《魔》也好、《紫禁女》也好，我现在秉持的还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我可以说不是19世纪的那个批判现实主义，我是一个还可以说社会主义时代的批判现实主义。我对现实认为如果不持批判的态度，这样的作家对于我来讲，别人我不敢谈，你说你们可以去娱乐可以怎么的，我无法反对，但是我自己我没有办法觉得自己不把自己对时代的思索思考、我的想法传达出来，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对我来讲没有意义，对我个人来讲我也不愿意写，我宁肯不写，我要写就要写一些东西有思想的，有我对时代的看法的，哪怕是错误的，哪怕经不起历史考验的，当然我自己自认为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而且有时候我还想，鲁迅当年讲他说他的写作态度是要解除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就看病，他不开药方，你有病了我告诉你这个病，鲁迅是不开药方的。我有时觉得我可以是一个精神科医生，也可以是一个游方的郎中，我要帮人看病，看了病我不开个药方也不对的，药方开了管不管用，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药方你要认真服用了以后会管用的，你不服也没办法的，就像后来我写《财富如水》谈到和天道和人欲，你这个药方你不做，你不平衡自己的人欲那也没用的，但是我相信你在做了，按这个方子吃了，人生会善始善终全身而退，你会有更多的喜乐和快乐愉悦，幸福会多一些，这是肯定的，但是人们常常讳疾忌医，有了好药又不肯吃，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这是人性的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