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出卖智慧谋生 重义之风至战国末期几乎无存

2012年06月20日 15:30
来源：古典文学知识 作者：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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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庞大的食客集团的出现，有着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一时期，各诸侯国之间此消彼长，战事连连，烽烟四起。“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社会环境为食客们提供了很大的生存空间。即便是拥有称霸的实力和野心的大国，常常也要靠那些有声望的贵族出面应对军事和外交争端。那些小国之君，在大国的夹缝中求生存，更有朝不保夕之感，只好依赖国中那些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强宗出钱出力，以求“保境安民”。

魏国的信陵君素有贤名，门客众多，就因为他的存在，诸侯很是忌惮，十年间不敢对魏国发动战争。可见当时有的贵族政治影响力其实已大大超过了国君。更有甚者，有的贵族还可以像游士一样异国为官。孟尝君就曾先后在秦、齐、魏三国为相，信陵君也曾在赵、魏二国为官。贵族们凭实力说话，左右时局。一些贵族甚至能够数世专权，蓄养食客，势倾朝野。孟尝君曾经一次招徕六万流民迁徙到自己的封地薛，对于这种带有明显政治野心的举动，齐宣王尽管十分不满，却也只能忍气吞声。

战国时期，周王朝久已名存实亡，大一统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各诸侯国的国君也不可能像后世的封建帝王那样具有至高无上的皇权。但是国君的地位还是世袭的，这就注定了国君的智力通常不过中人。而当时复杂的政治、外交斗争不仅是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抗衡，也是智慧谋略的角逐，现实的政治体制使得国君不可能像贵族那样，蓄养一个凌驾于官僚体制之上的庞大的食客集团，只能依赖策士作为智能的补充。这种策士人数很少，而且一般要授以相应的官职。策士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外交和军事的大政方针的制定上，而要付诸实施，有时还得依靠贵族及其食客集团。

从另一方面说，食客并没有严格的等级之分，也没有相应的组织系统。食客可以根据贵族官僚的得志与失势而时聚时散。这种松散的结构和当时的情势密切相关。虽然豪门食客具有智囊团和准军事集团的性质，政治色彩相当浓厚，但是也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与现有官僚结构相对峙的政治组织，因而尚未对权力中心构成直接的威胁。

何况在多数情况下，食客为贵族驱遣，贵族为国君出力，在政治利益上还是一致的。所以食客实际上也是对君主间接的智能补充。这正是贵族能够大规模养客，而国君却听之任之的根本原因。这样，君主、策士、贵族、食客之间就形成了一个互为补充、互相利用的短暂的战略联盟。这种特殊的政治格局不仅为食客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空间，也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干的舞台。

再从食客集团内部看，他们所处的环境还是相当宽松的。食客为贵族奔走效力，他们之间的待遇差异自然是存在的。因为食客们有先来后到、资历深浅之分，能力才干的高下也各有不同。比如春申君门下食客就分为上下两种，上等食客都着珠履。孟尝君家中的上等食客出门有车坐。但食客们的这种分别并不严格，他们也没有严密的组织系统。

贵族们刻意以一种平等的态度对待食客。对于新来的，或是尚未显露才干的食客，贵族并不歧视；对那些做出贡献的食客则论功行赏。这样不仅能笼络人心，而且大大激发了食客的竞争意识和投机意识。食客各逞其技，争得主家青睐，或者耐心寻找机会，以求在关键时刻崭露头角。所以战国时期的食客集团虽然组织结构松散，却也不乏政治活力。

在战国中后期起伏跌宕、变幻莫测的政治博弈中，食客的身份和地位很像是一枚卒子，平时也许并不显山露水，却能在一些关键时刻释放出极大的政治能量，就像过了河的小卒一样威风八面。食客毛遂成功说服楚王出兵，帮助赵国解救了邯郸之围，平原君称赞他说：“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安陵君的食客唐雎出使秦国，在廷上据理力争，发“布衣之怒”，拔剑相向，不可一世的秦王也只得长跪而道歉。即使是食客中等而下之的“鸡鸣狗盗之徒”，也能在关键时刻施展其一技之长，使处于危难之中的主家化险为夷。

战国食客作为布衣之士，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曾经书写过光彩的一页。他们留下的许多谋略故事，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智慧宝库中的经典，至今仍为后人津津乐道。

四、尾大不掉的食客集团

贵族大规模养客，也必然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总人口不过2000万左右，所谓的大国，如楚国，人口也只有500万，齐国人口不过400万，赵、魏两国人口只有300万，只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大中城市的人口规模，其经济实力可想而知。当时门下食客有千人之众的贵族就有不少。而要供养这些食客，还必须配以管车马、管饭食等等的服务人员。所以，维持食客集团的日常生活需要，即便对于“富可敌国”的贵族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比如孟尝君不得不在自己的封地薛发放高利贷，以维持供养食客的大笔开销。他平日与食客吃同样的饭食，看起来是好客之举，或许也有经济窘困的难言之隐。所以贵族养客只是出于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不可能长期维持。

食客们聚于贵族门下，并不是出于某种道义的集合，而是出卖自己的智慧和技能，是一种谋生的方法。所以在为贵族效力时，食客通常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只求得到贵族的厚待，不管手段和目的。特别是在战国后期，食客的尚礼重义之风几乎荡然无存，表现出的是很强的功利性。据《史记》记载，孟尝君有一次带着自己的食客去赵国，途中有一群赵国人久闻孟尝君之名，聚于道上观看。这些人本以为孟尝君体貌魁伟，可眼前的孟尝君却是身材矮小，貌不惊人，遂讥笑孟尝君为“渺小丈夫”。孟尝君恼羞成怒，他手下的食客当即下车，“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不仅给以“礼贤下士”著称的孟尝君带来了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也表明战国后期的许多食客已经沦为贵族豪强的打手和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