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出卖智慧谋生 重义之风至战国末期几乎无存

2012年06月20日 15:30
来源：古典文学知识 作者：王云

字号:T|T

0人参与0条主评论 0条评论0条总评论 打印 转发

核心提示：总的看来，“客卿养士”是战国乱世特有的社会现象。先秦食客集团在参与社会政治时体现了平民知识分子的本色。他们以自己的智慧谋略和学识才干，为推动社会历史的演进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们身上特有的功利主义色彩和投机、狡黠的本性，也在我们的民族心理上烙下了某种印记。

本文摘自《古典文学知识》2008年第06期作者：王云原题为：先秦的食客

一、主仆关系维系的“忠诚”食客

食客也称门客、家臣，战国至汉初又称舍人，为王公贵族的侍从宾客、亲近左右的通称。在先秦，士人阶层分为四等，第一等为学士，第二等为策士，第三等为方士或术士，食客在士人阶层中处在最底一等。由于士人本身就是最低等级的贵族，所以食客也就是最接近庶人的社会阶层。

西周末期，经过频繁的兼并战争，一些大国及强宗陆续出现，齐、晋、楚先后称霸。随着王室的卑弱，西周的社会结构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更。世卿世禄制度受到了猛烈冲击，原有的社会阶层发生了剧烈分化。士人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中学士以及方士、术士多聚众讲学，探究学说，成一家之言，主要的影响在于思想文化的层面，而策士、食客则奔走于王公贵族之间，摇唇鼓舌，左右逢源，风云际会，主要的影响在于社会政治的层面。

食客和策士也有明显的区别。策士周旋在列国君主之间，充当着谋臣的角色，多是个体行为；食客则寄居在豪门贵族之家，充当家臣辅佐的角色，多以群体出现。不过，食客和策士更重要的区别还在于阶级成分的不同。

从早期士人的构成看，那些充当君主谋臣策士的士人，多数都有贵族的血统。这是因为在“私学”没有出现之前，接受教育是贵族的特权，庶民很难有机会接触学术文化。由于西周以来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世卿世禄制度已经被打破，贵族阶层在急剧变革的社会中走向没落，失去了原有的恒定不变的社会地位，或者即使维持着贵族的身份和地位，也没有世袭的俸禄，必须靠自身才能和努力去谋求社会地位。这些没落的贵族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教育，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又经过艰难遭际的磨练，往往具有过人的才识，这就是他们游说人主的资本。比如秦穆公的重臣百里奚，本在虞国当大夫，晋国灭虞国后，百里奚被俘虏，一下子成了奴隶。伍子胥是楚平王太子太傅伍奢之子，因避祸先后投奔宋国、郑国，最后被吴王阖闾召为行人。孙子本是陈公子完的后人，因精于兵法而被吴国重用。

食客一般出身贫贱。从西周末年到春秋之初，一些贵族士大夫的地位日益突显，采邑领地不断扩大，需要家臣协助管理。比如鲁国的季康子、晋国的乐怀子、赵简子等都养有不少家臣。按《国语》，大夫的家臣称“老”，为大夫主持礼乐者称“宗”，也称“宗人”。这里的“宗老”也就是后来的食客。相对于策士而言，食客并不需要很高的文化素养，只要精明练达、善于处事，或者具备一技之长就行。所以早期的食客多由贵族官僚过去手下的武士或部分文职人员充任。但是，在客卿养士制出现之前，食客的人数并不多，构成也没有后来那么复杂。

如果说策士与君主的关系是一种主客关系，那么食客与蓄养自己的贵族之间则近似于主仆关系。春秋之初还是尚礼重义的时代。君臣之间不仅等级森严，而且臣对君主必须忠诚，“事君不二是谓臣”。士人多信奉“君忧我勤，君辱我死”、“从君而二，君焉用之”的信条（《国语晋语一第七》），这也正是君主对于士人操守的起码要求。

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君主的地位常常是朝不保夕，主客之间往往政见不合，策士背弃前主、另择新君的现象已经屡屡出现。但在下层食客之中，尚礼重义的风气似乎还相当浓厚。早期的食客普遍“只知有家，不知有国”，也就是心中没有“国家”，只对主人忠诚。有些食客甚至几代人侍奉一个主家。晋国的乐怀子逃亡时，执政范宣子严令其家臣不得跟从，违者戮而曝尸。乐怀子门下的食客辛俞却抗命以从，被官兵擒获后，辛俞坚定地对范宣子表示，宁愿就死也不愿叛离其主（《国语晋语八第十四》）。

而范宣子也感念其诚，不仅释放了这位以死效忠的食客，还想以优厚的待遇把他拉过来做自己的食客，辛俞却不为所动。其实，食客的所谓忠诚也是由其与主家的特殊关系决定的。因为策士在列国纷争的环境中可以“士无定主”，而食客一旦被弃用，谋生就相当的不易。“忠诚”乃是维系食客与主人关系的一条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