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域中的《红楼梦》“大问题”

2012年06月03日 11:51
来源：凤凰网文化 作者：梁归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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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的读红“启示录”主要也是四本书（其《红楼启示录》、《双飞翼》在廿一世纪又与一些演讲等整合为新著出版），比起刘再复“红学四书”之“形而上”层面的“悟证”，更具有社会影响力和市场效应。新世纪大量上市的“评红”著作，不少走的都是王蒙的路向，当然，这些著作的质量难与王蒙比肩。王蒙对《红楼梦》“形而中”和“形而下”层面的发掘发挥，也几乎达到空前绝后了。继谈红之后，王蒙又写了《老子的帮助》（华夏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老子，《道德经》五千言，难道不是标准的“形而上”？怎么能说王蒙没有形而上的趣味志向呢？但听听王先生自己是怎么说的：“真正爱读的书，一是《红楼梦》，一是《道德经》。《庄子》好看，但是，看多了起急，有的地方分析得绝，有的地方发飘，不如老子，一句是一句，能砸出坑。”（2009年9月12日大连《新商报》王蒙《读书不求甚解》）老子实而庄子飘，因为《老子》除了是哲学，还是兵书和“君人南面之术”，而《庄子》则是“逍遥游”“齐物论”的诗化哲学。王蒙又在写“与庄子共舞”，那也是“凌波微步”与踢踏舞交错，别有一番聪明伶俐吧。刘再复又怎么说呢？“我的六经，不是《诗经》、《书经》、《易经》等，而是指《山海经》、《道德经》、《南华经》、《六祖坛经》、《金刚经》和文学圣经《红楼梦》。”（《共悟红楼》第195页）显然，王蒙更贴近中间价值、实用价值，而刘再复心仪终极价值、超越价值。

《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对宁国府书房和秦可卿卧室的态度是一种人生价值取向的象征，书房的《燃藜图》和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是一种取向，卧室的《海棠春睡图》和对联“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笼人是酒香”则是另一种取向。可以说，基本上，王蒙接近前者，刘再复倾向后者。这是“聪明人”（乖人、伶俐人）和“边缘人”（畸人、槛外人、局外人）的分野。当然，大家都知道，贾宝玉对书房嚷着“快出去”，对卧室则说“这里好”。

三、刘心武红楼“揭秘”之得失

讲到某家红学的社会影响力，无人能与刘心武的“揭秘”系列相比。愧煞王蒙，遑论刘再复。原因有四。一是央视“百家讲坛”传媒的巨大影响力远远超过纸媒的书册，何况著名出版社又趁热打铁推出了刘氏讲红的数册畅销书。二是以“探佚”为主讲内容能引发普通受众浓郁的兴趣，“猜谜”式的“揭秘”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三是刘心武的名作家身份和“讲故事”、“抖包袱”的讲述方式也魅力有加。四是传统“红学界”掀起了对刘心武讲红一波又一波的口诛笔伐，客观上也扩大了刘心武的社会影响。

然则刘心武的“揭秘”系列之得失功过究竟该如何评价？

有得有失，功大过小。

先说“得”与“功”。

其一，“探佚学”的读红研红方向，“两种《红楼梦》”的观念因此而大行天下，从“象牙之塔”走向了“十字街头”。曹雪芹原著与后四十回两种格局的《红楼梦》，其巨大的思想和艺术差异被普及为一个社会话题，这个二百年以来“红学”演变史中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因刘氏的讲红而得到了一次空前的释放。

其二，各种相关的红学知识，如曹学、版本学和脂批等也“牵五挂四”（《红楼梦》第一回）般获得了大规模的社会性传播。

其三，刘心武讲红“揭秘”显示出，文学研究，离不开艺术鉴赏，像《红楼梦》这样的艺术精品更是如此。体现研究水平的一个极重要方面，是对《红楼梦》文本的细读能力和功夫。

其四，通过对刘心武讲红的争论，《红楼梦》的经典地位和红学的显学地位，也进一步加强。

再说“失”与“过”。

最主要的一点，是作为以小说创作为主业的作家，刘心武对学术研究的一些规则、规矩、规范不是十分熟稔，因此其“揭秘”研究的操作中有一些不严谨之处，如对史料的把握和处理，对假说和证据之间的张力分寸，引文和术语的准确以及行文的精炼简约等，都有所欠缺。

其次，作为一个长于想象虚构的小说作家，发挥想象力于研究之中，就有点禁不住想象的诱惑，把文学创作中的无限制想象和学术研究中的有限制想象混在了一起，揭秘研究成了某种程度的准文学创作。正如王蒙所说：“刘心武的贡献在于呢，他原来开始说过，他写的这些文章叫做‘红楼边角’，这都是些边边角角。他找出了一些空白，找出了一些疑点，譬如说关于秦可卿的出身……，等等，他找到、发现了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作出解释呢，对于一个写小说的人如刘心武来说，是一个很难克制下去的诱惑。但是他解释得过于凿实了，就使自己陷入一种被攻击的境地。因为你写得太实了，是不是？如果它过于凿实了，这就容易引起非议，容易引起攻击，容易被嘲笑，容易被排斥。”（《不奴隶，毋宁死？》第330页）

这其实也是探佚研究特殊的微妙所致。我多次强调过，探佚介于文献考证、理论思辨和艺术感悟的交叉点上，它要求研究者把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适当地结合在一起。这个“适当”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了。早在刘心武于1992年第2辑《红楼梦学刊》发表其第一篇“秦学”论文《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后不久，笔者就于1994年7月26日《太原日报》发表和刘先生商榷的文章，题目就叫《探佚的空间与限度》（收入《箫剑集》），提醒刘先生“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的问题，‘假设’必须以‘求证’为后盾，想象要以考据论证为依托。”“这个‘度’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文本内所提供的证据与合理的推想的结合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