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域中的《红楼梦》“大问题”

2012年06月03日 11:51
来源：凤凰网文化 作者：梁归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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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以《红楼梦》为圆心，深入了中国儒、道、禅等传统文化，揭示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不仅是创作了“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而且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凤凰涅槃，一种弃粗取精革故鼎新的发扬光大：“曹雪芹不把《红楼梦》写成政治小说和社会批判小说，而是写成人的小说，呈现人类生存困境、人性困境和心灵困境的小说。它只呈现两大题旨，一是人的尊严，二是人的诗意栖居。”（《共悟红楼》第46页）“《红楼梦》本来就处于中国文学和人类文学的制高点，也处于中国思想和哲学的制高点，只是我们并未充分发现，今天发现了，还以它本来制高点的地位，这不是拔高，而是还原。”（《共悟红楼》第49页）

而这一切之所以被发现、发明，其根本在于刘再复的阅读态度--生存方式。

“红学四书”有一篇写于2008年7月10日的总序，题为“不为点缀而为自救的讲述”。“不为点缀而为自救”--这正是能够切入“大问题”的因缘，所谓“我的《红楼梦》写作……动力也是生活下去、燃烧下去、思索下去的渴求。不讲述《红楼梦》，生命就没劲，生活就没趣，呼吸就不顺畅，心思就不安宁，讲述完全是确认自己、救援自己。”而这个“自己”已经不是占据学术象牙塔顶端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而是既无奈又自愿地浪迹天涯游走于世界的一个学术文化的“边缘人”。

这种“边缘人”的生存状态，使刘再复获得了“《红楼梦》阅读的第三种形态”：“两百多年来《红楼梦》的阅读与探讨，有三种形态：一是《红楼梦》论；二是《红楼梦》辨；三是《红楼梦》悟。……‘悟’与‘辨’的区别无须多说，而悟与论的区别则是直觉与理析的不同。实证与逻辑，这一论的主要手段，在悟中被扬弃，即使出现，也只是偶而为之。悟的方式乃是禅的方式，即明心见性、直逼要害、道破文眼的方式，也可以说是抽离概念、范畴的审美方式。因此，它的阅读不是头脑的阅读，而是生命的阅读与灵魂的阅读。”（《红楼梦悟》第2至3页）

这就是所谓“悟证”：“《红楼梦》本身就是生命大书、心灵大书，本就是一个无比广阔瑰丽的大梦。梦可悟证，但难以实证，更难考证。在人文科学中，我们会发现有仰仗逻辑分析的实在性真理与非逻辑非分析的启示性真理，后者就难以实证。”（“红学四书”总序）

笔者多年来一直呼吁，也就是本文开头所提到的红学中“近百年的《红楼梦》研究，缺少的是灵魂，是主体精神，是文化哲学”的关键点，在刘再复笔下得到一次深度的实现和印证。《红楼梦》文本“形而上”层面的“意义”、“义理”等在“红学四书”中全面“敞开”了，因为刘再复是“具有思想家、艺术家和革命家质素的人”（“革命家”或可换为“边缘人”、“异端”则更准确）。

其实，笔者在“红学三书”中贯穿始终的治学宗旨，就是文献考证、理论分析和艺术感悟的有机结合，并多次强调“悟”的重要性。在《独上红楼》中还特别写了一篇“代序”《话说感悟性研究范式》。

由于刘再复的“边缘人”生存状态，他似乎没有见到笔者的书文，但从他“悟证”红楼的向度和一些说法，其实与笔者的见解有不少重叠和共鸣。如刘先生说贾宝玉是“准基督”和“准释迦”，笔者早在1992年版的《石头记探佚》中就梳理缕述过周汝昌、宋淇和李辰冬等人的类似说法，如李辰冬在《贾宝玉的精神》中说：“贾宝玉才真正像释迦、基督那样，负担着人类的悲苦，现身说法地向人类说法。贾宝玉绝不是一位普通的人物，他上可与尧、舜、禹、文、武，下可与阮籍、陶潜并称。他是以释迦、基督的精神，担当世人的苦难而向世人说法。作者是以思想家--不，是以宗教家的态度来创造这种人物。”刘先生感兴趣的刘小枫所谓“拯救与逍遥”，笔者也早在《情不情与圣爱--红楼梦比较文化研究》中做过详细辨证。

刘再复“以悟法读悟书”，对红学的研究著作涉猎不多，只管窥蠡测了王国维、俞平伯、周汝昌和刘心武的少数几种著作，这虽然不妨碍刘先生“悟证”出许多精彩，但毕竟也带来了相当大的局限，使刘先生的著作难以达到学术和思想的结合互补，“辨”、“论”和“悟”的水乳交融，未能成为更宏伟深湛细致的精品杰作。比如，“红学四书”对曹雪芹原著和后四十回续书的区分不太严格，常以后四十回续书的情节为根据对书中的人物形象和小说的思想内涵引申立论，虽然也言之成理，毕竟美中不足，如果以严格区分“两种《红楼梦》”的立场“悟证”，一定会有更惊奇绝艳的感悟发现。另一个明显的缺陷，是对《红楼梦》中微观的艺术奥妙领略得比较肤浅和模糊，因此只能从小说人物的精神气象上悟证，而不能深入到小说的结构、细节和语言等具体的方面，如对“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脂批）这一曹雪芹写《红楼梦》的原创性艺术特征，就有过宝山而未入之憾。

如果给“红学四书”一个恰当的定位，可以说是“未识其小，但识其大”。这个“大”的确石破天惊，雷人撼世，这是关乎生命意义和生存根基的“大问题”，是发现《红楼梦》乃中华文化最杰出代表、世界文学最伟大奇书的“大还原”，而这种“大”视野又是红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长期以来麻木不仁的盲区。我读“红学四书”，在书中许多页上都画了一条又一条红线，其“得我心哉”的警句至言何其多也！我一边读，一边想，刘先生说《红楼梦》是一本浸透了禅宗智慧的书，可惜他竟没有看过我的书，特别是《禅在红楼第几层》，而笔者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就借鉴发扬过刘先生的“性格组合论”，我是多么不平衡啊，俞伯牙和钟子期怎么可以当世错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