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怎样看“敦煌”

2011年11月04日 10:36
来源：解放日报作者：顾学文吕林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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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这些成绩绝不是我一个人或者我们这一代敦煌人可以做到的。

其实早在敦煌研究院成立前，就有一批知名学者在为敦煌学而奋斗，比如罗振玉、胡适、郑振铎、王国维、陈寅恪、刘半农等。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们发现众多“敦煌遗书”流散海外，一些学者就跑去海外，整日埋头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抄录、拍照、研究、编目。向达从英法博物馆中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回来的资料有几百万字；王重民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柏林，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就喝米粥、嚼面包干。这些人是想用手中的笔把那数万件遗书“搬”回来。

解放周末：那个时候，敦煌学就如陈寅恪所说，是“伤心学”。

樊锦诗：敦煌研究院、敦煌莫高窟的发展是和历史同步的。国家兴旺，它也兴旺；国运不济，它也不济。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在1944年，那时候敦煌破败不堪，时任所长的常书鸿先生靠“拉沙排”清除数百年积存的流沙，用手把被泥沙埋没的底层洞窟一点一点清理出来；用“讨”来的钱修起一道2米高、2000米长的围墙，把羊群、窃贼和沙暴阻挡在石窟之外。即使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他都没有放松过研究。

解放周末：6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敦煌人面对着艰苦的物质生活和苍茫戈壁的寂寞，却脚踏实地做出了令世界钦佩的成就。事实上，不仅敦煌学的研究，我们的文化建设太需要这种“敦煌精神”了。

樊锦诗：敦煌能不能保护好，关键靠人才。光有先进的仪器设备没用，还得有人去操作。我常说，在敦煌就爱敦煌，对敦煌有一种感情，不然就没有资格在这里工作。现在的这代年轻人，他们面对比我们那个年代更多的诱惑，能守住寂寞，不容易。

一样的道理，我们的文化建设能不能搞好，中华文化能不能可持续地、富有创造性地传承下去，关键同样在人才。如果有文化传承者能从“敦煌精神”里汲取一些能量，那对敦煌来说，也是一种宝贵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