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长杨平:《文化纵横》将肩负精英阶层的历史责任
杨平(《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
感谢各位领导,今天来了很多的朋友,心里面比较高兴,也比较激动,不仅仅带来的精神食粮,还有送实在东西的,先表示感谢!我们上级主管单位新促会对我们支持非常卓著和鼎立,还有经济工作委员会,扶贫工作委员会,投资与产业发展中心等给我们送了礼品,而且非常珍贵,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为人民日报审稿编撰的真迹。另外新促会聘请了著名书法家给我们书写了文化重建的条幅。一会儿还有朋友,台湾的大众集团的韩建华(音)董事长,也有礼品送来,没想办一个四年《文化纵横》庆典能有物质和精神双丰收。
首先感谢大家参加《文化纵横》杂志社四周年庆典暨“21世纪中国文化的困境与出路”论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共同见证了中国财富的快速增长,中国已经跻身世界经济前列,创造了GDP世界第二的奇迹。从长时段历史进程看,这一成就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中国目前的文化建设现状存在许多重大问题,经历过30年革命历程和30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人赖以生存的基本价值和基本道德遭遇危机,社会伦理发生混乱,社会道德出现滑坡,社会主流价值缺位,社会诚信体系脆弱。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同时,中国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严重滞后。
自从1980年代的文化热以来,中国当代的媒体、大学与公共领域也同样面临困境。市场化和商业化带来了媒体业的繁荣,却没有真正带来文化创造力的提升,许多重大的时代问题无法在公共媒体上形成深度讨论。大学的行政化与知识分子的体制化,也对中国公共领域的成长和思想争论展开造成了负面影响。
我们同时面临两大挑战:第一,面对当代媒体技术与社会组织形态的变化,特别是网络与新媒体的兴起,传统媒体正面临冲击,面临新的挑战,这自然也涉及办一份思想文化类杂志的前途问题。第二,在当前中国的思想学术界,左右情绪空前对立,对于影响当下与未来中国的那些核心命题与重大问题,因为意识形态的束缚,最后往往陷入到意气用事的相互指责和攻击。
正是因此,我们杂志在创刊伊始,就希望围绕“文化重建”这一使命,希望在这种媒体和公共领域的困境中能够有所突围。
从《文化纵横》杂志社2008年8月创刊以来,截至目前,杂志已出版了24期,刊发了380多万字的文章,策划了48个大型专题,凝聚了近400位各领域的学者和专家。四年来,我们围绕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重大命题,组织讨论,取得了许多富有价值的思想成果。
当今,中国人的足迹已经遍布全球每个角落,在不到10年里的时间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从每年50多亿美元增加到680多亿美元。中国人曾经尝试多种走出去的方式,从低端产品输入欧美、“世界工厂”到现在的对外投资,从专注东亚到经营非洲。中国精英现在迫切需要全球视野,需要对世界事务的整体把握能力,而不能再满足于情绪性的判断和常识性的观察。从历史来看,每一个大国的兴起都要建立它的世界叙述。对于西方世界,我们不能抱着浅薄的幸灾乐祸的态度,而需要更为理性的历史眼光看待真实的外部世界,也不能用主观的想象和愿望去构筑我们的世界观。我们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是基于这样一些问题意识,我们先后组织了包括“世界的中国焦虑”、“世界门口的陌生人”、“欧洲的衰落”、“到非洲去”、“反思中国外交哲学”、“绿色政治”、“全球金融危机”,“跨国公司资本主义”等一系列的讨论。
进入新世纪以来,儒学从被动守势、逐渐式微中迅速崛起,时至今日,它已成为当代中国思想中最活跃的力量之一。经过近现代启蒙运动,经过中国革命和市场经济的轮番冲击,儒家价值体系在过去被人们批判和质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不再发挥主导作用。但是,作为“中国人”,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和文化认同是什么?我们的价值世界应当如何构成?特别是,伴随中国发展中不确定性的持续增长,对于中国传统的再认识,将可能重新成为思想争论的焦点。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我们先后组织了包括“儒家是否还有未来?”“重新认识中国传统”、“人民儒学”、“儒家与民族主义”等一系列的讨论。
今天在座的还有来自加拿大的外国朋友,他是儒家的信徒。刚才王海平部长说,我们不仅仅要重视儒家,还要重视法家。
20年来,思想界有一股潮流,认为文化会随着经济发展自然而然地成熟起来。在情感上,我们有极其强烈的泛道德化要求,而在实践中,我们又毫不避讳地奉行实用主义,甚至以反道德为道德。我们既对核心价值观有着强烈的渴望和焦虑,也用一种犬儒心态来逃避道德生活的严肃性。整个公共领域充满了分裂:人们不仅怀疑权威,也怀疑民主;不仅怀疑地方,也怀疑中央;不仅怀疑官方媒体,也怀疑市场化媒体;不仅怀疑教授专家,也怀疑民间意见领袖;不仅怀疑官方说教,也怀疑公共启蒙。与此同时,近10年以来,新旧精英都逐步完成了体制化的过程,社会两极分化开始加大,失落群体的声音被人们忽视。中国精英阶层需要对这种社会与文化变迁做出回应。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我们先后组织了包括“中国精英的困顿与责任”、“欲望中国的价值想象”、“信任的危机”、“电视剧:时代的精神指标”等一系列的讨论。
我们也多次组织了有关中国家庭问题的专题探讨。家庭对于中国社会有着特殊的重要性。我们认为,家庭秩序的重建离不开文化的重建,正是文化涵养了我们的家庭价值,只有文化才能培育出好的家庭。民族、边疆和宗教问题近年来也已成为思想界的关注焦点,我们先后组织了包括“民族国家构建”、“中国的边疆”、“当代中国的宗教复兴”等专题讨论,集中了华语学界当今最主要的研究力量。
与此同时,我们通过“修远基金会”这个平台,四年时间里先后策划、组织、资助了十几项重大研究课题的展开包括“讨论中国模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道路”、“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研究”、“中国农村基督教传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安置孔子:中国国家建构的教化问题”、“中国宪政模式”、“当代中国政制”、“传媒转型中的微博政治”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更重要的是,在这四年时间里,通过杂志社这个平台,我们凝聚起一批既富有专业素养又跨学科意识的老中青年学者,仅仅是与我们杂志社有直接合作关系的学者,目前就已有400多人规模。而且,令人欣喜的是,我们在这四年时间里通过各种合作方式,联系了一大批年龄在40岁以下的青年学者,他们都是在各个学科领域中思想活跃的青年才俊,未来也将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也在不断拓展全球知识分子的作者资源,目前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最有影响力的左右翼学者,也包括斯蒂格利茨、阿马蒂亚.森、沃勒斯坦、佩里.安德森等人,都在杂志看法了很多分量的文章。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我在这里想到了美国的《大西洋月刊》。目前,它的全球发行量达到47万份,每期有120万人在阅读。特别是,伴随着《大西洋月刊》的成长,美国文化与美国理想也同时觉醒了。1857年11月,《大西洋月刊》在创刊宣言中这样写到,“在政治领域,《大西洋》将坚持无党派、无偏见原则,但不管如何,人们都将确信它是美国理想的代言人”。这也同样将是《文化纵横》的使命所在。我们坚信,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精英的历史责任是不可推卸的。没有精英阶层的道德担当,中国的崛起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民主与法治背后,还需要有更强有力的价值观的指引,而这种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其担当者无疑是全体有历史责任感的中国人,特别是在座的各位,在此共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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