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改革开放以来神州治道之变
改革开放以来，神州治道大变，无非诡道结合霸道而已。
乌托邦式纲领，以及看家法宝——思想政治工作加树立（常人所不能为的）集体主义道德典型，日益与现实脱节。然而，抛弃列宁主义，D至高无上的地位无从论证（“三个代表”可视作一次初步的尝试），故而无人相信而又不能不说，王道理想一步步蜕变为现实之讽刺（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谢韬发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此前已在网上张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公开建议放弃列宁主义。官方对此保持沉默，耐人寻味）。
现实政策核心曰“利”。上下交征利，上下交相蒙，“抓住老鼠即是好猫”；讲安定团结，即标榜GDP增长数字，赤裸裸以金钱收买支持。然贫富悬殊，公共服务短缺，愈演愈烈，直追拉丁美洲与黑非洲落后国家（但无其宗教信仰抗衡）。改革前半段之帕累托改进期结束后，近十几年来，远离增长成果者日益众多。
逐利而脱离“主义”，乃至不谈“主义”，犹烈马无鞍辔，遂入人欲横流之境（竟有古今中外独树一帜之“传销”，专以欺骗诱拐亲人朋友为目的，风行不绝）；立国而无理想信念，上下唯以利合，遂无忠信仁义可言。是谓诡道！其可持久乎？
诡道不足恃，济之以霸道。南巡以降，霸道公行。如朱公之“以铁面孔、铁手腕、铁心肠砸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口号，以秋风扫落叶之无情，对待党纲宪法上之“领导阶级”，公然扯去王道外衣。其后，国企改制、征地、拆迁、招商引资等等，凡高举改革与经济发展之旗帜，尽可用公权力，习惯性对民众施以高压手段。仇和、刘志军之辈，古人称为酷吏者，今则誉为能吏。至于借改革发展名义，压制民众而行私利者，又不计其数矣。公权力之外，多有辅以黑社会者，典型如定州事件。
霸道之行，以失人心、积民怨为代价，求眼前之效率（如山东撞车事件发生后，有人发表《一名铁路基层职工致铁道部刘部长的公开信》，指出刘志成“成绩取得的虽然不少，但却失去了人心”。在其高压作风下，“下面的领导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魄力和手段，把胡作非为当成了锐意进取，把蛮干瞎指挥当成了有魄力”。铁路系统一般员工大有“君视民为草芥，民视君为寇仇”之恨）。怨气潜伏，如岩浆奔行于地下，蓄积待发。近年以来，时时溢出地面，名为“群体性事件”；不能溢出者，发为新民谣，为网络舆论。日积月累，民众对公权力之畏惧，与日俱减。一旦通货膨胀高涨、经济景气下行，火山喷发之险，即在不远处。
故治国用“力”须慎行，不可轻用，不可妄用。WA事件之发生，为一严重警示。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总结称：“在处置一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一些干部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随意“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手段来对待人民群众”（石宗源语），民众并未增加一丝畏惧，反弹力却更强。如WA前公安局长申贵荣坦言，“（公安的）权威早就没有了，我们的机关经常被冲击”。事件发生后，《瞭望》等各家媒体的背景分析，皆指向同一问题，即当地ZF以（严重分配不均的）GDP增长为施政中心，不恤民意民情，滥用公权力、官商黑勾结，压制民众。一言以蔽之，诡道、霸道横行。一李姓少女非正常死亡，如同打开一条爆发之裂隙，火山遂喷发而出。贵州省委书记亦承认：事件的发生有偶然性，更有必然性，迟早都会发生。
以霸道治理，民众小有不满，辄施以高压，积至大爆发，ZF反而公开反省、致歉、处理当地领导干部。公权力以威慑始，以失去威慑力终，将沦为“纸老虎”。为政者不可不察！
王道不行，其弊害更有甚者，即坏人心，败风俗。上上下下皆以“实力”为独一无二之价值标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批评时弊之读书人，往往冷眼向上看，抨击权力经济、官僚特权阶层，忧心官商学、官商黑三结合，无形中以受害的民众为正义一方。然则民众之价值标准与既得利益集团有异乎？答曰：并无二致。截然分社会为善／恶、正义／非正义两阵营，是为旧日阶级斗争理论之翻版。
《管子》云：“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三十年改革开放，用利与力，尽矣！四维不张之国，如聚沙成塔，外表堂皇，不能经受大风雨洗礼。去年以来，国际国内泡沫相继破灭，高增长、低通胀时代渐行渐远。西方世界“婴儿潮”一代迎来退休潮，神州之人口红利期接近尾声。互联网络革命，扎根社会，舆论逐渐失控；八零九零世代，崭露头角，“刁民”高速扩容。十年之内，必有巨变生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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