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治国之道有三，曰理、力、利。以理为先，曰王道，循理而行，众望所归，故能施以说服、教育、感召；克己复礼，可正人心、淳风俗，成彬彬有礼之社会。王道之设，缘人性有善端，社会立于合作。然人性亦有损人、利己之欲，故威之以力，导之以利，共襄王道。王道之不行，有霸道，有诡道，一则以力为先，一则以利为先。两者治国，有速效，但不能长久。
一、治国之道有三，曰理、力、利
以理为先，曰王道。循理而行，众望所归，故能施以说服、教育、感召；克己复礼，可正人心、淳风俗，成彬彬有礼之社会。王道之设，缘人性有善端，社会立于合作。然人性亦有损人、利己之欲，故威之以力，导之以利，共襄王道（宗教即为三者结合。神道设教，劝人向善，但未有不威胁、利诱，如天堂、地狱、极乐世界、报应、轮回等等，以助其事者）。
王道之不行，有霸道，有诡道，一则以力为先，一则以利为先。两者治国，有速效，但不能长久。如秦用三晋法家学说，霸道兼诡道（大棒为主，胡萝卜为辅），令行禁止（兵马俑坑内出土陶俑及兵器，精良划一，游客莫不叹为观止），其强可灭六国，其弱不能过二世。
二、中西文明史上的治国之道
天朝文明，垂五千年而不绝，在于周人启王道先声，儒学继之，后为正统。然至宋儒，轻力贬利，理遂不能独行，文明流于文弱、虚伪、教条。
西方现代文明之兴起，固由力（战争与扩张）、利（资本主义）得之，幸有基督教精神制衡于前，自由主义、宪政人权学说化解于后，如鞍辔之于烈马。故美国有“3C”（资本主义、宪政、基督教）之说，资本主义终能演变而为利己与利他之统一（利己出发点导致利他的结果，如斯密“看不见的手”；为了利己而利他，如罗尔斯“无知之幕”；小利服从大利，如功利主义之“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试举一例：1876—1877年，极端反英之守旧派、理学信徒刘锡鸿出使英伦，以副使之职监督正使郭嵩焘。旅英一年有余，以为英国“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试问一百几十年后之今日，我神州能当此“五无”否）；“英国官绅，以行善为志，息兵安民为心者，十居六七。其俗究以理之是非为事之行止者，非专恃强力者”；“西洋之俗，以济贫拯难为善举，是即仁之一端，以仗义守信为要图，是即义之一端”；议会民主“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其令，斯力无不殚”。惟“西人不重后嗣，积产数千百万，临终尽言以建义塾及养老济贫等院。措置既已，即自谓没世无憾”，此似墨家之道，不合圣人之教。其发现英伦之缺点，仅“父子之情、男女之别全未之讲”一点（见《英轺日记》）。刘氏眼中之英伦社会（西方新文明之样板），“上下同心，以礼自处”，已近王道矣。
然西方之兴起，霸道、诡道风气浓厚，又为不争之事实，于是有极端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肇始于基督教精神，意在纠正资本主义之自私与残酷。十九至二十世纪上半叶，声势渐隆，流派众多，极端者有二：左翼为马克思主义，右翼为法西斯主义。恩格斯死后，门徒大都走向中间，为社会民主主义或称民主社会主义；少数人与来自经济落后、东正教信仰顽固之俄国新信徒结合，继续向左，为日后之列宁主义），有两次世界大战与大危机。战后，西方社会痛定思痛，宏扬宪政人权制度、自由博爱精神；弃霸道，求和平；弃诡道，以社会主义调和资本主义，进入王道新境界。东方日本，地狭人稠、贫富悬殊，欲以盲目服从之封建遗毒、灭绝人性之武士精神，效西方之霸道，横行于世。战败之后，借美国占领良机，引入部分新王道，仅二十余年，建成“一亿中流”之富裕安定社会。可见，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肤色，皆可施以新王道（新王道亦有歧路，即专注人性之利己一面。为教条化自由主义，放纵人欲，事事以“自由”为说，置责任于后；为市场原教旨主义，一意为强者开路，以冷酷为“科学”，以自私为进步。此二者，皆歪曲人性，不懂克己复礼，渐入诡道一途）。
在我神州，西潮东渐百年，弃“旧”从“新”，入另一途。名为中国化的列宁主义（即毛思想），究其实质，乃柏拉图主义+早期基督教学说之现代版（前者向往哲人王统治理想国，统治者全面控制民众的思想和生活，决定正确与错误；后者否定财富，反对“不劳而获”。双方结合，孕育出近代的“空想社会主义”，参见《理想国》、《乌托邦》、《太阳城》等。相比之下，儒家信奉之“天道”，由古圣先贤传世，当代统治者有服从的义务，而无制定或随意诠释的权力。因此，君主未必正确，进谏为臣子本分，“文死谏”乃死得其所，而传说中的昏君皆为不纳忠言、残害诤臣之辈。故海瑞上疏，贬皇帝至一无是处，嘉靖囚而不敢杀，更无抹黑批判之举。古代文字狱，概由心理变态之流为之，绝非常态。至于官对民，贤之于不肖，仅可教化而不能强迫“正确地思考和生活”。此外，儒家重义轻利，却不弃利，孔子仅反对不义的“富且贵”，更对“寓于利”的小人网开一面。而早期直至中世纪的基督教，以财富为耻，称“富人进天堂难于骆驼穿过针孔”。其社会风俗，富人临终之前，需为财富而忏悔，散出部分财产，以免堕入地狱。以上比较，可说明一极重要的问题，即半个多世纪以来神州社会所谓“封建遗毒”，主要是舶来品，与老祖宗无关），融入宋明理学糟粕（理学家承接韩愈、李翱见解，推崇《大学》、《中庸》、《孟子》，强调天理与人欲、公与私的对立，以道德教条代替一切，耻于言利与力。进而宣扬人皆可为圣贤的歪说，竟欲剥夺匹夫匹妇做“小人”的权力。就其糟粕而言，与早期基督教有相通之处。毛生长于三湘，当地理学熏陶深厚，至清末民初而不绝，如宋教仁日记，贯穿学王阳明做圣人之志。故毛以理学余绪充实列宁主义，形象表达于“十亿神州尽舜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类口号，遂铸成现代社会思潮最左一派）。
列宁主义，王道其表，霸道其里。其宗旨追求完美和谐社会，以宣传、教导，从动机上改造人类，消灭私的成份。然大逆人性，故以霸道强扭人性之瓜。一则由少数先锋队全面控制话语权及生产资料；二则妖魔化敌人及持不同意见者，施行仇恨教育（如国人熟悉之“地主”形象，与事实全不相符，目的在于激发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其中，戏剧化的“四大地主”更属虚妄，唯一有原型的人物——刘文彩的故事纯系捏造，参见《刘文彩真相》），以阶级斗争打击异己（D的创始人陈独秀晚年著有《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等文，彻底反思列宁主义，尤其是阶级斗争学说）。
背离人性之道，未见能长久者。列宁主义行之未几，渐入自身之反面（1944年，奥威尔《动物庄园》一书问世，以童话寓言小说揭示列宁主义的本质与结局）。在苏东国家，适应现实，承认政治级别下的社会差异，经济活动掺入少量激励机制，于是，社会之名实愈加相反，彰彰可见（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1976年所著《俄国人》，揭露苏联社会意识形态之犬儒主义本质，相当于哈维尔所谓“后……社会”）。在神州，“苏修”之路不通（1958年，张春桥发表《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为先帝激赏。此文充分反映出列宁主义无法解脱的自相矛盾，而张、姚为人极端廉洁、克己奉公，私生活无可挑剔，与他们批判的“走资派”相比，折射出官方理想的悲剧性）。霸道压制下的社会矛盾日积月累，终借WG全面喷发。其势之猛，对抗之残酷，远出先帝意料之外，宣告毛思想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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