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共和与王霸之辨
民主的基础是民意，王制的标的是天意；然而，民意之难知之与天意之不定，几无程度差别。因此，二者对于制度设计来说可能只有信仰差别，并无功能差别。所以，行大一统的人民王制（王以前是君主，现在王是人民），还是议会党争的霸制（霸以前是尊王的封建贵族，现在是代表多数利益的政党），这个选择仍然是今天面临的问题。无论美国建国初期的联邦党人，还是为民国拟宪的康有为，都是大一统的公羊家，主张放弃春秋霸制。而这在中国，还不用等到汉代公羊家，实际从孔子述古删定的《洪范》《禹贡》以来就是深入人心的主流传统。19世纪以来，列强分裂中国终未得逞，实有赖这一传统对于党国形态（无论国共）的暗中支撑。今日宪政建设，亦将有赖这一伟大传统。
今日宪法学，必须提高到制礼作乐的高度。康有为的宪政构想应该也是在这个高度来理解问题的。这是我们的宪政可能依赖的传统，而不是西方的约法传统。“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制礼作乐必须以建国大业为前提。“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制礼作乐需要权威来保证。而今天正好到了这个契机，有了这个机运。希望当权者在明智地放弃了不切实际的政治之后，也学会尽快放弃毫无追求的实用主义。政治***造就的建国伟业和实用主义带来的经济实力，如果都能顺利导向制礼作乐的方向，确立华夏宪政根基，则中国幸甚，人类幸甚矣。
确实，君主当王是自然的，合乎人类直观的（所以，长期以来形成了王的含义和君主这个指称的几乎同一不分）。但是他的私人性，也非常直观。王的含义不必然对应君主这个指称，这是违背人类自然和历史的剥离，也正是现代政治的抽象之处。在这个抽象的剥离之后，在“人民主权”和“民主”中，公义或王道似乎显而易见，似乎民主就是天然公义的，合乎王道的，彻底摆脱了君主私人性的东西；但实际上更困难的问题出来了，那就是民主政治的私人性、非公义性，或者说违背王道的东西不再直观了。民主的问题在于，似乎大多数个人私利的总和就是公义。人民与王，这个超越人类天性能力的抽象整合体到处充满裂缝。很多现代政治的猫腻，或者说僭政，就是从这个裂缝里滋生的。
防范民主霸道，维护民主王道
把人民上升到神的高度，进行神道设教，是防止民主庸俗化、利益集团化（即封建化、霸道化）、行人民王道的途径。但是，这种人民神道教必须有个限度，这个限度就是人民制定的宪法。一旦宪法既成，神还是供起来敬而远之的好。但是也不要把它忘了。什么时候忘了，什么时候它就会现身。和历史上有过的其他神一样，人民神现身的时候，也会降下火、雷电和洪水。这可能是最后的神。
《易》曰：“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人民这个多头的王，他的意志和欲望可能比一头的君主和寡头的贵族更暴烈，更贪婪，更喜怒无常。而当他被崇高的目的激动起来，在极罕见的机运（往往是民族生存危机）中被凝聚成一个人格或至少是一个代表会议的时候，他几乎就是神意和正义的化身，超过历史上任何伟大的帝王和贵族元老。这样的机运犹如“初筮告”一样极为罕见，也极为宝贵。在这样的初筮告之后，理性的宪法作为初筮告的结果将代替再三渎而不告的人民意志，行驶统治的权能。只不过，这个初筮告的人民意志始终藏在宪法的字里行间，犹如獬豸一般时刻警惕着利益集团对法的窃用，并且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现身，放下雷电和洪水，重新颁布他的敕令。
如何防范民主霸道，维护民主王道？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建议是“法律”：不能凡事付诸平民领袖的鼓动和人民的偶然意志。而只要是“法律”就意味着，民主必然含有贵族制的因素，因为任何代表会议、立法会议和法庭都必然是少数，既不是一，也不是多，虽然在理论上它可以代表多。在宪政民主中，代表会议是一种中介性的东西，也只能是一种中介性的东西。这个中介空间就是贵族的生存空间。中介机制从来就是贵族和霸道的产生机制，无论周礼的封建诸侯、秦汉以后的郡县委吏，还是今天的议员政客，无不是如此。所以，只要大国的宪政不得不因技术限制而建立在中介机制之上，“民主时代的王霸之辨”就不应期望彻底去除所有贵族制因素，它的目标只是把贵族制因素控制在为人民王道服务的范围之内；正如战国秦汉之际儒法两家共同促成的帝制王道的伟大创制中，反封建斗争不是彻底消灭贵族，而只是驯服贵族。无论古今，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豪右家族和利益集团，关键在于如何发挥他们有益王道的积极作用，防止他们上操国柄、下欺愚民、中互倾轧。王霸之辨的意义不在于一味攘除豪右集团，而在于教化豪右、限制贵族，让他们成为遵行王道的州伯连帅。而这首先便是要让他们知道，恰恰是大一统的王道，而不是他们的集团私利，才是贵族利益的最大庇护伞。诚能如此，则共和国前30年与后30年的矛盾可解，现代与古代的传统也可以通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