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孔子的仁政理想和伦理学说，在“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思想中，最终也是指向处理好国与国的关系，实现天下一统。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里说鉴于“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于是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
迨及汉世，天下早已统一，“王道”所指有了很大变化，所以当汉元帝（当时还是太子）向其父亲宣帝提出应启用儒家时，得到的却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的斥责，甚至差点因此而丢掉继承皇位的资格（《汉书?元帝纪》）。不管是宣帝还是元帝，他们所说的霸、王之道，已经与战国时指国与国关系不同，纯然是指在一个大一统帝国内的施政问题了。借用“王道”概念以表达对朝廷施行仁政的期望，恐怕已经是当时的惯例。例如刘向在《新序?善谋》中就说：“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
此后，魏晋六朝、隋唐，或因天下动乱，或由国祚短暂，或以其时儒学不兴，关于王、霸之说不彰。直到南宋朱熹与陈亮就王霸、义利问题进行持久(二人书信往还近十一年)而激烈的争论，王、霸问题才尖锐地提到士人面前。这就是陈亮所说的“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陈亮集》，《复朱元晦书》）他在这里所说的“大明”，应该是指经程、朱辨析，王、霸与义、利相对应的关系明确了。
后人概括朱、陈之争的情形时说：“当乾道、淳熙间，朱、张、吕、陆四君子皆谈性命而辟功利，学者各守其师说，截然不可犯。陈同甫（亮）崛起其旁，独不以为然。且谓‘性命之微，子贡不得而闻，吾夫子（案，指孔子）所罕言，后生小子与之谈之不置，殆多乎哉。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废也。于是推孔孟之志，《六经》之旨，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然后知圣贤经理世故与三才并立而不废者，皆皇帝王霸之略。明白简大，坦然易行。”
陈亮认为程门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已经不能使人心服；后之学者（实指朱熹）进而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更与历史事实不符。他批评：“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复朱元晦书》）“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终于百事不理而已。”（《送吴允成序》）朱熹则批评他说：“同父（亮）在利欲胶漆盆中。”“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朱子语类》卷123）陈亮之所以据史实而言义利双行、王霸并用，是鉴于当时国力衰弱，北国南逼，认为空谈性理误国，应该提倡“以经制言事功”（黄宗羲语，见《龙川学案》序录）。因此其所言“王霸”是与义和利、理和欲、道和器，乃至内圣和外王相对应的概念。他的学说在程朱之学被视为正统之时，“遂为世所忌”（《龙川学案》黄百家按语），“无不大声排之”（全祖望《陈同甫论》，转引自《龙川学案》附录）。但是，对后世却影响至巨。不但在当时培养了一批重事功的学者，影响了浙东等地区的世风，即使明末清初“实学派”中执牛耳者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其实已经远绍龙川的精神和学说了。如果我们把浙东一带现今民营企业格外发达的情况放到历史的背景中考察，恐怕也和永康、永嘉学说的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朱、陈之所谓“王”与“霸”，实则离其原旨益远。
粗略总括自战国至南宋关于王、霸思想的运用和阐发，是否可以得出以下四点，以供思考“王道”思想的当代意义作为参考。
孟子同孔子一样，树起传说中的“三代盛世”为标杆，以恢复天下一统为目的。所不同的是，孔子希望诸侯施仁爱、崇礼乐、弃霸业、尊周室；孟子则面对几个争雄的超级大国，希望有一个诸侯国能够实行“王道”以统一天下。换言之，“王道”在孔孟那里是处理国与国关系、寻求一统的利器，“内圣外王”的思想在他们的学说中已经成熟了。
刘汉既已经过提倡黄老思想休养生息，又经文景之治以及武帝固边拓疆，中央集权得到空前加强，政权主要是处理内部问题，自然要“以霸王道杂之”，亦即恩威并用。实则这时的“王”、“霸”含义已经有别于孔、孟、荀。
宋儒先是惩于五代时期道德沦丧，世风朽败，释氏流行，古学凋零，于是以道统自任，倡孔孟，探理、性，颂王道，正人心；继而陈亮一脉以国弱民贫、御侮无力为忧，复为不弃利、欲、霸、器之说。其实两派不过各执一端，所以黄宗羲谓“二家之说，皆未得当”，但其实他是有些偏袒陈亮的，所以又说“朱子以事功卑龙川，龙川正不讳言事功，所以终不能服龙川之心。”（均见《龙川学案》按语）
今之世界犹如中国战国时期之纷纷，与古不同，霸权国家不仅凭借武力大倡“人权先于主权”以及“单边主义”，以强推自己的价值观为旗帜，任意征伐弱小，而且极力推销现代功利主义、物质至上、工具理性，影响所及，促成了新兴国家在提高了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却受到前所未有的文化侵蚀，加剧了文化断裂、社会撕裂、人心分裂。现在弘扬“王道”原旨，岂非恰逢其时！
其实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伟人们先后都有过体现“王道”思想的宣示。
例如，孙中山先生在九十年前就说过：“中国人说，王道是顺乎自然。换一句话说，自然力便是王道”，“武力便是霸道”（《国父全集》第一册，4页，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今天世界上凭着硬实力和软实力实行霸道所酿造的种种悲剧，和九十多年前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甚或比那时更隐蔽、更深刻、更狠毒了。中山先生那时就清楚地告诫过：“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个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列强要抵抗他，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这个志愿，这个民族才可以发达。”（同上，53页）他所理想的中国处理国与国的关系是：“用固有的道德和平作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