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班人的教育
对于秦晓本人来说，对国家转型、对社会形态的思考与身处体制内外无关，“我觉得和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有关吧。”秦晓说，“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是受传统的理想教育，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教育比较多，有对国家、对民族的发展前途比较关注的情结。”
秦晓出生于1947年，国共内战期间，幼年秦晓在军旅中度过，新中国成立后，他随北调的父母来到北京。
作为一个干部子弟，秦晓从小接受了系统的精英教育，从六一幼儿园到育才学校，再到当时高干子弟云集的北京四中，秦晓一路被传以“接班人”思想，对共产党、对国家形成了强烈的主人翁意识。
“当时的公共领域教育，就是你不光是要当一个好学生，当接班人，你要关心国家命运，国家命运和每个人是连在一起的，没有国家就没有共产党，也没有今天。”秦晓回忆说。
这种主人翁意识直接催生这些精英学生的家国情怀，他们对上一辈的革命成果倍感珍惜，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有着与生俱来的责任感。
家国情怀有很多种抒发形式，对于秦晓而言，他不太认同激进的阶级斗争。在“四清”运动中，北京四中、六中、八中以干部子女为主的部分学生进行串联、罢课，给中央写“进言书”，要求学校里搞“阶级斗争”，“清理资产阶级思想”。
后“文化大革命”爆发，斗争不断深化，矛头由文化思想界直指部分党政领导和老干部。高中时代的秦晓参与过“四清”运动，但是很快发现阶级斗争过激了，有了初步的反思意识。为了“纠正”红卫兵的过激行为，秦晓和他的同学孔丹等人，组织北京西城区几十所中学红卫兵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陆续发出了13个通令，反对批斗、抄家、体罚，针对保卫中央党政机关、保护老干部、保卫国家机密、维护首都社会秩序等作出规定，试图制止红卫兵对“统战对象”的胡乱抄家等行为，恢复秩序。
当时，周恩来指示国务院秘书长为“西纠”安排住房、交通、印刷等各种活动的便利条件。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却把“西纠”定为反动组织，周恩来是它的后台。“西纠”解散后，秦晓和他的同学们开始通过思想传播的途径来引导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他们自办了一份名为《解放全人类》的小报，发刊词是“从解放红五类到解放全人类”，并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倒行逆施提出质疑和批判。
四中被军管后，秦晓等人因反对“中央文革小组”而被学校拘留、审查，成为运动后期的处理对象。
1968年，在北师大女附中学生刘进的指引下，秦晓与他的同学们不辞而别，跑到了内蒙古大草原，后在锡林郭勒盟的一个牧场开始了知青放牧生活，放羊、放牛、打井、打草，什么都干。
秦晓至今认为，在内蒙古的下乡期间积累了宝贵的人生财富，了解了中国最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
内部书的启蒙
收获并不能掩饰一代人的悲剧，千万青年人放弃学业别无选择地下到农村进行劳动，激情过后前途迷茫，这些青年开始在困惑中学着理性地思考“革命”的意义。
独立思考、反思经历、审视人生的风气在知青群体中蔓延，知青们开始读书、通信、讨论问题。当时各种“内部书”和手抄书为这些知青枯燥的劳动生活注入新鲜的活力。其中有灰皮书、黄皮书和白皮书。“黄皮书”是比较前卫的文学作品，远离当时流行的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手法，例如意识流小说；“灰皮书”是学术性图书；而“白皮书”是更政治化的文件、图书。
秦晓称这些是在“文革”前出版社出版的一些专供一定级别官员、知识分子看的内部书籍，秦晓的家中藏有不少，但是在学校的时候一直没用心去看，直到下乡期间才静下心来研读，同时这些书籍在知青之间交换流传。
此外，秦晓通过刘进介绍读到了手抄本小说《公开的情书》。这是刘进的姐姐刘青锋和她的丈夫金观涛两人合写的书信体小说，描绘了一群分散在工厂、农村等不同地方的大学生通过书信往来，讨论问题，保持着独立的思考。小说主人公为秦晓等人的独立反思起了榜样作用。
“大家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又跌到底层，这些经历也促使我们反思了很多问题。”秦晓说。
1972年，部分大学重新招生，秦晓终于有机会再次逆转命运，进入山西矿业学院机械系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煤炭部国际司。
此后不久，“四人帮”被粉碎，国家进入一个新的政治经济转折期，个人与国家命运几经跌宕，秦晓在思想上已经走过了信仰困惑时期，开始习惯独立、理性地思考问题，“四人帮”粉碎之后中国该怎么办是这代“接班人”讨论最多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后，青年知识分子思想得到解禁，他们不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