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好友详述路遥生平与创作

政治风暴中他进入权力机构 位置显赫

1966 年, 路遥以那个时代纵容的方式演出了一场青春时代的理想主义戏剧。日后, 他为这场某种意义上同样不是他自己选择的戏剧付出了沉重代价。正是这种经历和为这种经历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使得这个从偏僻山村走来的青年人得以用与父辈不同的方式, 或者说用比同时代其他人更深刻的方式看社会和人生。我们说路遥比他的同龄人早熟, 是因为他比所有人都更直接进入了生活。

这个以社会角色出现在生活中的人, 以群众代表身份被结合进延川县革命委员会, 并且担任了副主任职务。这是1968 年。

一个19 岁的农村青年, 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 竟然能够进入县级权力机构并且占据显赫位置, 这件事至少在以下两方面是有意味的: 一、这是历史发展进程中提供给人的不多见的机会, 这种机会的出现, 既不说明社会公正, 也不说明秩序, 恰恰相反, 它说明这个社会不是一个常态的健康运转的社会, 所以, 人们得到的这种机会只能是转瞬即逝的;二、但是, 这一切对于当事人路遥来说, 却是他和这个世界的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 他第一次不是以自然人, 而是一个社会人的角度, 获得了审视社会和自己内心世界的新的视角。

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理性的审视。理性, 不仅仅帮助他观照了生活, 使他得以知道那些逝去的岁月的价值, 同时也照亮了他未来的人生之旅, 他找到了方向, 找到了未来人生的期求。我们有理由认为, 我们认识的那个路遥, 如果说他身上有什么独特的东西的话, 那么这种独特的东西, 很大程度上是在这个时候从他的经历以及这种经历产生的精神生活中形成的。所谓这些东西, 所有路遥曾经体验过思索过的东西, 在日后的文学创作中, 路遥都艺术地讲述给了人们。我们为他的作品所感染, 我们的思想、情感被打动, 都是因为这个生活过、思考过的人把他认为值得讲述的东西讲述给我们听, 而那些东西在我们看来珍贵无比。

路遥在写下的文字中, 很少直接讲述他的生活,就是在平时的闲聊中, 他也很少说到过去。那么, 我们怎样断言他的作品讲述的东西和他的生活经历的紧密联结呢?

路遥是为数不多能够把内心体验直接转化为艺术表现的小说家之一。有心的读者可以从他无论何种题材的作品, 鲜明地感觉到一个贯穿始终的人。这个人灵魂深处的理性光辉, 他对生活的执着信念, 他在苦难人生中所保持的自尊自强的精神等等一切构成这个人的内在的东西, 某种程度上反映的都是路遥的生活经历, 他在这些经历中的内心体验。这正是小说家路遥要讲述给我们听的东西。

但是, 1970 年时的路遥还不会讲述, 他还要为日后的讲述做必要的艺术上的准备。

这一年, 路遥在延川县文化馆编辑的油印小报《延川文化》上发表了《车过南京桥》的诗作。诗作很稚嫩, 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 但是毕竟这是路遥向人们讲述的东西, 我们可以认为《车过南京桥》是他的处女作。“路遥”这个笔名从这篇作品开始正式使用。《车过南京桥》发表后, 陕西省群众艺术馆主办的《群众艺术》也选载了这首诗。这说明路遥的这篇处女作是引人注目的。

这个时候, 虽然从历史的角度讲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 但是这场政治风暴最疯狂的阶段已经过去,“革命委员会”作为权力机关的使命接近完结, 作为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路遥也退出了社会赋予他的角色, 还原为一个受过高中教育的农村青年, 重新回到乡下种庄稼, 其间当了一段时间的小学教师。

这个经历了社会人生极大震荡的人, 已经不是那个初次走进延川中学的胆怯的农村娃了。虽然身在乡下, 但是他已经知道, 有一个比这个小山村庞大许多的世界在运转, 它呼啸着, 一日千里, 相对来说, 这里的生活犹如死水。他不甘心就这样打发自己的一生。他又一次拿起笔来, 写他喜爱的诗歌。他不断得到在《延川文化》上发表作品的鼓励, 成了在延川县地面上小有名气的人。

这种“名气”给他带来了新的机遇。1972 年秋天,路遥被调到延川县文艺宣传队当创作员, 在体制内算是有了一个“身份”,当时他的身份的名称是: 农民工。也就在这一年, 在诗人曹谷溪努力下, 延川县成立了“文艺创作组”,创办了铅印的文学刊物《山花》,由几个在不同单位的文学青年共同编辑, 路遥是其中之一。这期间路遥写了很多诗, 单是在后来公开出版的诗集《延安山花》中, 就有他的十几首诗作。那些诗作除了以路遥署名之外, 还有“两园”、“鲁元”这样的署名。《延安山花》在全国行销几十万册, 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大陆第一本有泥土气息和文学意识的诗歌集子。

人的完善取决于社会的完善, 人的精神创造, 更有赖于社会所能提供的条件。可以想象, 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 要求青年路遥在他的诗作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是不现实的。所以, 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 路遥当时的这些作品还没有形成他自己的特色, 这个时期仍然是小说家路遥为创作做生活准备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