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弟弟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

上帝就是这样安排了路遥的生活道路。《平凡的世界》终于在1988年夏天写《人生》的甘泉县那孔窑洞里写完了。我们兄弟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是唯一的一次握手。当天晚上，我们一同出发赶往山西太原。因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连播这部小说，而且不断来电报预先第二部播完的时间。山西《黄河》杂志推迟二十多天发稿时间，等待他的第三部。在山西是作家郑义招待的。路遥在文学界没有什么朋友，和郑义也是一般关系，但两人见面后非常友好，路遥对全国只有三四个作家比较看重，其中就有郑义。就在郑义送我俩上火车后，再有五分钟就要发车了，但路遥突然发现他的钱包丢到宾馆一个很不起眼的方桌里。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因为不论转战到何方，临走时都是我清理房间。而县要把几个箱子里的东西写成目录，路遥一看就知道东西在啥地方。路遥这时常常在阳台上抽烟，为清理房间，我经常是跑到百里之外完成这项任务，因为这已成路遥的生活习惯。他常说，你不清理房间，我老是觉得东西丢了。于是，当时决定路遥先去北京，我取回钱包后赶下一趟火车到达。为此，郑义陪我在山西游转了一个下午。真对不起这位有血性的作家，让他把时间浪费到我这个无名之辈身上。

我是一路站着到北京火车站的，一路上没有任何空间让你转身，衣服因出汗而发臭。在北京和路遥会师后，两人好像十年没见面，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路遥怕我走失，就在火车站一个唯一出口处站了八小时。到了宾馆，由于房间没有洗澡的功能（好房间住不起），他让我站在公厕里，一盆一盆从房间里端热水给我冲凉，他那种笨拙的姿势我现在都记得一清二楚。在北京风风火火跑了半个月，才把他有关《平凡的世界》所有的事宜办完。

我回到延安后，赶快跑到各县采访，六年了，我确实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到我的工作上，现在想起来都很对不起《延安日报》社。就在我到富县采访时，路遥用电话直把我寻到一个乡镇上。他告诉我，《平凡的世界》获了茅盾文学奖，而且是排在第一位。我俩在电话里很长时间没有说话，心情太复杂了。我当然为此无比兴奋，但一想到他的身体我就浑身发抖。路遥在电话上告诉我，领奖去还是没有钱，路费是借到了，但到北京得请客，还要买100套《平凡的世界》送人，让我再想一下办法。我一个人放下电话在田野里走了很长时间，望着头顶上的明月，我感慨万千。是啊，一个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人，因为没有路费去领奖，更没有钱去买自己写的书，这是何等的不可思议，而这个领奖的人不久就要离开人世了。他在六年的万里长征中，流血、流汗，结果是两手空空。这位原准备站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发表演讲的作家，没想到他的命运是如此的悲壮。……我迅速赶回延安，走进了当时在该地区有非常实权的一位朋友的办公室。当我把路遥目前存在的困难向他说明后，他惊得得从办公室桌子后面站了起来，面对房顶半天没有讲话，这位精神俄语的领导，用俄语说：“这是天大的笑话。”他立即找来一个人士，说先拿5000元，立即送给路遥，让他在北京把所有的发票给我带回来，在延安地区想办法给他报销。他说这一辈子他是唯一的一次犯错误了。我拿着5000元赶到西安，这时路遥已到火车站。当我把拿钱的经过向他叙述后，并告诉他今后再不要获什么奖了，如果拿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可给你找不来外汇。路遥只说了一句话：日他妈的文学。

亲爱的帮助过路遥的朋友们，你们的英名时时记在我心里，尽管人数很多，但我一个也不会忘记，总有一天，我会把你们告诉全社会的。

1992年初，我嫂子林达正式提出了和路遥协议离婚的，对此，我无话可说，我也十分理解林达，她不知提出过多少次要离婚了。作为一个女人，当一名作家的夫人是十分不容易的。天下女子就是找一个农民也不要找作家为丈夫。当作家可能献出生命，但当作家的夫人同样要经受普通女人无法容忍的各种心灵灾难。在这一点上我不恨林达，也不恨路遥。此时，路遥正在写《早晨从中午开始》的绝笔文章。他把离婚一事的工作交给了我，实际上路遥只把这件事当了“工作”，不存在任何情感。林达是开通的，她不要任何东西，准备一个人到北京成家立业。因为她是北京知青，回故乡也一直是她的梦想。就在准备很简单的了结这桩悲剧之时，路遥住进了医院。我知道，他这次进去肯定是出不来了。大夫和我的看法是一样的。就在路遥住院时，家里家外的一切危机又一次放在我的肩上，当时我太累了。作家协会给路遥先安排了一个人看护，没想到路遥把我叫去，说这个人根本不行，他说此人太势利，根本不把他当人看，有一次把从厕所里提得摔到床上。他说这个人看他不行了，没用了。他让我再不要离开他，看得把他送走。可这个时候林达实际上已离开西安，到北京组合新的家庭去了，家里就留下他的宝贝女儿路远一个人了。当时路远仅十二岁，生活无人看管，我一天曾在劳务市场先后找了三个保姆，都被路远因看不上而赶走了。路远只要求让我给她做饭。累得我在大差市街道的一个拐角处狠狠的睡了一觉。但当时这些情况都不能告诉路遥。因为路手爱女儿是出了名的。如果他知道这一实情，他当时可能就没命了。就在这时，我的另一个弟弟赶到医院里，把作协派的那个人赶走了。这样，我才松了一口气，有一个弟弟在医院里看护路遥，等我把他女儿的事安排完之后，再处理他的事。没想到路遥对此事产生了看法，他想，女儿有林达看护，我为什么不到医院里看护他。但有关实情我和弟弟都不能告诉他，于是，路遥把我叫到医院里，用想好的文学语言把我挖苦了一阵。于是我痛苦地离开了他。就在这二十多天里，路遥是十分痛恨我的。他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我离开了他，当他知道林达早已离开西安的实情后，立即让弟弟找我，此时，我知道他要向我说些什么。我让弟弟先回医院，两天后，我就赶来。这个时候已到《陕西日报》当记者，而且是驻铜川记者站。我要向单位请假，还要处理手头的工作，我准备很长一段时间，放弃手头的一切，重新跳上路遥为我准备好的生活战车。但是晚了，就在准备起程时，路遥走了。

这是一个灾难，一个清清楚楚的伴随我走过的灾难。我怀揣这个灾难来到他的面前，面对路遥我无泪！我长久地坐在他的遗体面前，默默地说了很多、很多话。这些话我有一天会用文字表达出来，那时，我也许快要走向生命的终点。

路遥逝世后，合法的妻子林达还在北京，有关具体后事我得等她回来处理，否则就是不通情理。林达回来后我告诉她，我这个大家庭的会已经开过了（我父亲、哥哥、弟弟、妹妹都已来到西安），路遥的一切财产都属林达和他的女儿路远的，路遥所有欠帐都由我陆续还清。社会上当时铺天盖地的掉念路遥，我让家人开完追悼会的第二天就全部返回陕北去，让他们远离这种他们看不懂的悲剧场所，用劳动去悼念路遥吧！

这是我必须要说一件事，就是路遥骨灰在西安三兆存放了三年后，必须重新安放，当时墓地选在了延安大学校园。于是第一天我和弟弟王大笑把路遥的骨灰从三兆搬到作协院里，可悲的是没有一个人前来为路遥送行。我决不为路遥感到悲哀，主要是觉得这个院里的儒士和名流们是否有失学者风度。是啊，路遥是个不寻常的悲剧人物，就连他热爱过的情人在葬礼上也挽着另一位男士为路遥送行，而这个男士就是路遥生前的好朋友之一。谁敢说这不是巴尔扎克式的悲剧！我们不是也记得法兰西这位伟大的作家在葬礼上也出现过这种场面吗？从这个意义上说，路遥和巴尔扎克走的是对的，否则，他们会从一个火海跳到另一个更可怕的火海之中。

送走了路遥，四看后我的二哥也走了。为此，我整整战斗了八年。这八年，我经受了各种十级以上的风暴，但是我还是活过来了。我会在今后的日子里把这些风暴一定展示给读者，是啊，我不能倒下，父母还健在，兄妹们生活刚刚起步，路遥的女儿路远才刚刚上大学，这一切的一切需要我去关怀和温暖他们。

还是用路遥的话来结束这篇悼文：“关于我和弟弟天乐的故事是需要一部书来完成的。”请读者放心，一个全方位真实的路遥一定会向你们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