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弟弟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

王天乐，路遥的胞弟。此文写于路遥逝世8周年。

路遥走了近八个年头，我从没有写过文章去悼念他。在失去他的这些岁月里，关于他的事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是的，用文字去表达一种巨大的哀伤是极为困难的。只有岁月使人能够平静，而且让人可以去拥抱一切悲欢离合。

我的家庭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大群体，该有的都有。父母亲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在陕北清涧县石咀驿镇王家堡村务家。父亲在身高大约在1.5米左右，这完全是由于沉重的劳动使他在土地上弯曲了他不该弯曲的身躯。他就是用这么一副侏儒般的钢铁双肩，挑起了全家十口人的生存重担。他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为了活命，他在路遥七岁时，就决定将这个长子过继给他的哥哥王玉德。我的伯父王玉德移民到延川县当农民，伯母没有生育过。临行前，父亲找了村里的冯先生，让他给路遥起了名字叫王卫国。父亲对这名字本身没有寄托任何希望，这完全是儿子的一个代号。于是路遥就从这一个农民家庭走到了另一个农民家庭。

刚到延川后，伯父和伯母是不想让路遥上学的。他们一心想在土地里培养这个养子，让他在未来接替伯父的班。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过严重冲突。路遥在考上初中后完全走出了这个家庭。到延川县中学后，主要经济来源是靠他的同学撑扶的。不久，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平心说，路遥对这场“革命”是热衷的。不为别的，就是为有口饭吃。路遥对我讲起这段历史时，曾是泪流满面。后来他开始写文章，并把自己的名字王卫国改成了路遥。当他写完《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在困难的日子里》这两个中篇小说后，他说他终于写出了自己埋得很深的一段心灵历程。

与此同时，我的姐姐为了挖野菜而从县崖上摔下来，成了心脏病。路遥在这个时候才回过几次家，目的是想救活我的姐姐，他多次跑到西安，给我的姐姐买药，想办法救活这个善良的生命，但姐姐还是在27岁的时候走了。我和我的父亲把她送上山。路遥对我说，一定要写出姐姐壮丽的人生悲剧，但这部作品必须得到了五十岁以后才能写，否则，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悲伤。

在我读完高中后，我的家庭还是一贫如洗。于是在农村教了一年书后，我准备离开故乡，到外面去闯荡。而一旦离开，就再也不打算回去了。和父亲最后一次上山劳动时，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他。父亲吃惊得一下坐在了地里，半天没有说话。后来他告诉我不要走了，就在家里劳动，好出门不如歪在家。他准备让出唯一的半孔窑洞，借宿到别的农民家里，而把全部家产给我（不值五十元），让我尽快结婚。我当时平静地对父亲说，走是走定了，而且明天就走。但请父亲相信，总有一天我会让他变成村里最享清福的农民。我就是为了这一理想离开故土的。

我出走到延安市，开始了两年的揽工生涯。这时，路遥已从延安大学毕业，分配到《延河》杂志社当编辑。他在北京《当代》杂志社改完《惊心动魄的一幕》后，迅速从北京直接来到了延安。他先住在延安的“延安饭店”205房间，开始在延安到处找我。在《平凡的世界》里，田晓霞找孙少平的全部情节都是路遥的亲身体验。

他在一个工地上终于找到了我，并带我回到了这个205房间，这个房间对我两人来说是终生难忘的。在这以前，我和路遥共见过三次面，而且基本没有说过话。我只知道延川县有个哥哥，他也和我一样，对我完全是陌生的。见面后，我们长时间没有说话，吃过晚饭后，他才对我说，你可以谈一谈你个人的经历，尽可能全面一点，如果谈过恋爱也可以说。于是，就在这个房间里，我们展开了长时间对话，一开始就三天三夜没睡觉。总共在这里住了十五天。他原打算刚写完《惊心动魄的一幕》再写一个短篇小说叫《刷牙》但就在这个房间里，路遥完成了中篇就说《人生》的全部构思。当时，这个小说叫《沉浮》，后来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王维玲同志修改成《人生》。通过这次对话，我们超越了兄弟之情，完全是知己和朋友了。他彻底地了解我，我也完全地知道了他的创业历程，包括隐私。

这次对话结束后，也就是1979年古历八月底，我被招到了铜川矿务局鸭口煤矿采煤四区。路遥就赶到甘泉县招待所写他的《人生》，四十天后，他就完成了这部转变自己创作命运的小说。他先跑到榆林的白云山抽了一签，签抽得很好，签名叫“鹤鸣九霄”，是出大名之意。然后他就来到铜川，把《人生》小说给我念了一遍。他读完小说后，流下了热泪。他告诉我：“弟弟，你想作品首先能如此感动我，我相信她一定能感动上帝。”

不久，《人生》有全国轰动了。一天，路遥把电话打到鸭口煤矿，说他的《人生》在全国获奖了，并且排在第二。但他同时告诉我，手头一分钱也没有，到北京的路费也凑不够，急需要我的帮助。我迅速在我的师傅那里借了500元，赶到西安火车站，当场买票，把路遥送上了火车。到北京后，他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表述了他当时在北京非常复杂的心情。在这封信里，他谈到了要当一个作家的艰辛，还谈到了作家所要经受的各种苦难。从巴尔扎克，一直谈到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他说《创业史》最后部分在《延河》杂志发表时，他曾当过柳青的责任编辑，和柳青有过非常亲切的谈话。他对柳青说，你是一个陕北人，为什么把创作放在了关中平原？柳青说，这个原因非常复杂，这辈子也许写不成陕北了，这个担子你应挑起来。对陕北要写几部大书，是前人没有写过的书。柳青说，从黄帝陵到延安，再到李自成故里和成吉思汗墓，需要一天的时间就够了，这么伟大的一块土地没有陕北自己人写出两三部陕北体裁的伟大作品，是不好给历史交待的。路遥在信里说，他一直为这段论述而感动。

就在这个时候，路遥生活中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这个事件差点要了他的命，一直到他生命终点时，这件事还使他揪心万分。请读者原谅，这篇文章里关于路遥很多重大的灾难我暂时还不能写，因为当事人都活着，我不想让这些残酷的经历再折磨活着的人。

就在那个时候，我调到《延安日报》社当了记者，同时就和路遥形影不离。我这个人理想很小，不想出名，不想当官，最大的愿望是努力工作，让我的父亲由于我而活得光辉灿烂。关于对父亲的情感我和路遥是一样的。每当说起父亲，我俩都激动得不知从何说起。路遥在小说《人生》中写到父亲，那就是高加林的父亲高玉德。在《平凡的世界》里终于展开写了一回父亲的形象，那就是孙少平的父亲孙玉厚。但在那个年月里，无论经济和精力，确实关照不了父亲多少。给他老人家用煤矿挣的血汗钱修了一院地方后，其它的关照就很少了。因为当时我要照顾路遥，他的处境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

就是在这个时候，路遥开始了《平凡的世界》的创作准备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而且路遥又是背着重如泰山般的十字架投身到这个系统的让人一言难尽的工程之中的。

《平凡的世界》开始叫《黄土》、《黑金》、《大城市》。后来的书名是作家和谷还是诗人子页给改的我已记不清了，但肯定是他俩其中的一个给改的。

在整个六年的创作过程中，所经历的苦难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我目击了一位作家的整个创作过程。我从路遥身上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真正的作家不是人当的。那种超过了牛马般的生活，不要说一般人，就连“二般人”也不要随便去踩那个要人命的雷区。作家邹志安临终前说，文学是什么东西，我早已不认识它了。这是他心灵的悟觉。我帮助路遥用了一年时间在西安结构完《平凡的世界》的框架后，他就匆匆匆奔赴陕北、铜川开始了体验生活。路遥写小说和记者一样，重大事件必须到现场感受。我和他一块揽过工、放过羊，在田野里过夜，在煤矿的井下到工作面干活。当路遥第一次下井到工作面干活出地面时，坐在井口就走不动了。他说，凡是下过井的人，生活在太阳底下就应该知足了。就在那天晚上，路遥提出要改动孙少平的命运。他说孙少平最远只能走到煤矿，如果进了大城市我就管不住他了，因为路遥对大城市生活不特别熟悉。最后我们决定由孙兰香进城市，因为那是我们理想中的人物。就这样用了三年时间采访，路遥就慢慢地进入了写作状态。

路遥在写到第二部完稿时，忽然吐了一口血，血就流在了桌子上。这张桌子就在西安省作家协会平房的临时办公室。路遥当时就把我从延安叫到了他身边。我放下了《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外围准备工作，赶快跑到了西安。我们就在西安的护城河边温谈了一个晚上。我认为，让路遥还是先离婚，再不要维持那个有名无实的家庭了。找一个陕北女孩，不识字最好，专门做饭，照顾他的生活。结果是因为他的女儿路远的问题，路遥又一次放弃了这次生存的机会。天明时，他对天长叹了一声：“命运啊，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第二，我们就去医院查出了他吐血的病因。结果是十分可怕的。路遥必须停止工作，才能延续生命。但路遥是不惜生命也要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我能理解他的这一选择，因为他活得太累了，太累了。非人般的劳动得到的全是苦难。路遥让我永远也不能给任何人说他的病因，我痛苦地在他面前放声大哭，这是我一生为数不多的掉泪。此时的人们，根本不知道陕西的一名作家就要走向生命的终点了。但路遥残酷地就把这一结论展示在我一个人面前，他在大学的讲台上，和在所有人的面前完全伪装成健康的人，这是何等荒谬的生存逻辑，但它又是如此现实地结在了生活的大树之上。为此，我和他无数次的辩论，不能这样，必须先保身体，后搞创作，看人家贾平凹，得了病写文章向全社会宣布，他把某种压力给了读者，自己一定会轻松得多。但他流着泪告诉我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人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对此，我们两人都是幸福的。我走后，父亲就靠你了，过去一直也是你关照他，将来我走后，你就会更轻松地把他完满地送上山。他一生只给他老人家挣了个名声，他在我这里没有得到过应该得到的实惠……对于不识字的父亲，那是咱俩心中的神。

写《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时，路遥在感情和经济方面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有时长达半年没有一次性生活，自己作品里漂亮女人们是他最好的情人。他经常是一边流泪，一边写作，到了后来眼睛三天两头出毛病。有一天，我正在洛川县采访，路遥突然打电话到报社，让我速到榆林（《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初稿是在榆林宾馆完成的），我以为他的身体出了新问题，赶快奔赴榆林，一进房子，他对我说田晓霞死了。半天我才反应过来这是他作品中的人物，我对他说，你已经成了弱智，你想过没有，我好不容易争取的这么点时间，赶快采访一两稿子，你怎么就把这么些不上串的事打电话叫我跑来，别人知道后肯定会认为咱们是精神病。但这一切又有什么办法呢？有一次我刚到黄河的壶口采访，又一个电话打来，我赶快再赴榆林。去了后才知道他的咖啡和抽的烟用完了，他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再也不能给他预支稿费了，手头一分钱也没有，如果没这两样东西，他什么也干不成。他抽烟是固定的牌子，除过这个牌子其它的烟抽不成。没办法，我找到了榆林地区的一位领导，他是我的好朋友。当我把路遥目前的处境说明后，他马上叫来一个人，说先拿十条恭贺新喜、五瓶咖啡送到路遥房间，今后每月送一次，必须按时，这个帐榆林出。他说这是犯错误，但为家乡的作家，咋就犯它一次吧！当我把这一次告诉路遥后，路遥只说了一句话：“咋这人活成啥了！”类似这样的事情，在写《平凡的世界》中不知发生过多少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