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岳道教探微

2011年10月23日 12:55
来源：凤凰网文化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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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南岳佛、道、儒共存一山原因探微

南岳文化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系统，自古有“文明澳区”的美誉。从典籍记载和考古发掘来看，南岳地区的人文历史已经长达四千年之久。其最早的越文化和楚文化应当是中国古老的炎黄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道、佛二教相继自北南来进入南岳，寺庙大兴，宗教文化开始影响南岳。玄学、佛学以及后来在此影响甚深的理学，相互渗透，融汇，形成了南岳文化兼容并蓄的一大特色，这在五岳之中是独有的。

南岳文化除了道教文化外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佛家文化，佛教文化虽然比道教文化进入南岳要约晚了两个世纪，但其影响力却远不是道教文化所能企及的。最早来南岳弘扬佛法的是惠海和尚和希遁和尚，约在南朝梁天监年间。随着佛教的发展，形成佛教史上著名的“一花五叶”，后来又形成“五叶七宗”。以南岳为中心，南派禅宗之传承弟子遍天下，并远至日本、朝鲜。禅宗文化也就成为南岳佛教文化的主体。南派禅宗主张“顿悟”之说（即所谓“心即是佛”）而摒弃苦行潜修与经院式繁琐哲学的俗套，因此其学说理论极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修持，从而使整个宗派得以发扬光大，教徒遍天下。

南岳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儒家文化，其代表是南岳书院文化。自唐宋而明清，南岳书院林立，学者不断，曾国藩在《重修文定书院记》中写道：“天下书院，楚为盛；楚之书院，衡为盛。”先后有卢璠、韦宙、文定、邺侯、集贤、岳麓、石鼓等十几所书院，在全国有较大名气的有岳麓书院、石鼓书院、文定书院和集贤书院。宋明两代是南岳书院活动的鼎盛时期，经过胡国安、胡宏、朱熹、张拭乃至王夫之等人在南岳的讲学活动，开创了湖湘学派，经过上千年的文化积累，终于在近代，湖湘文化绽放出夺目的光彩，出了许多对近现代中国有重大影响的仁人志士，如曾国藩、谭嗣同、毛泽东、刘少奇等等。

佛、道、儒三家共存一山现象是中国山岳中最奇特的现象。特别是佛道两教各具教义经典，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他们依托名山求发展。先是互相排斥对立，继而相互影响共存，最终形成佛道共荣的特色。据史载，道教最先进入南岳，远在西汉，道教既已在南岳开始了活动。据旧志记载：汉武帝曾封南岳金母殿道士王谷神为太微先生，皮元曜为太素先生。大概是源于秦时徐福辈方士的师承，擅长长生羽化之术，正投汉武帝之好。到东汉永平十四年，相传五岳十八山道士，与佛教论理斗法，汉明帝在洛阳白马寺的南门外筑高台，传谕道释两派斗法，南岳道士褚善信也参加了这场斗争。相传道家用三坛祭神，佛僧则于四侧安置佛舍利经相。道士首先宣布：纵火焚坛，坛上的经书不会烧毁。谁知火发，都归灰烬；而僧人这边则舍利放五色光，飞舞空中，迦叶亦飞舞天际，现出神怪。道士们打了败仗，信誉猛降，朝野皆崇奉佛教。魏晋六朝，说道风盛，南岳有魏夫人、九仙等接踵而来，因而宫观相望，道流大行。梁陈年间，惠海、惠思来到南岳开山立派后，相继有十八高僧以及怀让、石头的出现，特别是惠思自北方来南岳弘法，遭到九仙观道士欧阳正则的非难，两人为此在朝廷打了一场官司。传说惠思佛法高强，在官司中大获全胜，陈宣帝欲怒斩欧阳道士，而惠思却保其性命，放归南岳，到佛寺为执役僧，道教又输于佛教。于是南岳梵宇林立，佛盛而道渐衰。但是唐宋以来，各朝信佛信道的都有。是以千百年来，南岳佛道两教并存不息，高僧高道，辈有人出。虽然佛道之争在中国历史上还有，如唐武宗会昌灭佛过程中，南岳上清派第十五代弟子中的刘玄静就在其中起到重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在南岳却基本没有发生佛道恶性相残的场面，大家相安无事，互不拆台。至今南岳大庙的配殿仍然是左边八个道观，右边八个佛寺，以示佛道有平等的地位。究佛道共存的原因，笔者以为有以下几点：

1、主祭祀的神非道非佛。

南岳闻名天下的是南岳圣帝，南岳庙主祭祀的神曰“南岳圣帝”，按传说即为火神祝融氏，南岳最高峰即为祝融峰，传说为祝融游息之所。南岳千百年来历朝历代帝王屡加封号，届时隆重祭祀，祈求“以卫社稷，而福生灵”。自唐至清相继皇封七次，其中宋封南岳神为南岳司马昭圣帝的称号，对民间影响最大，一直沿用这个称号至今。道教历来称南岳神为南岳大帝，由于主神为山神，备受官方和民间祭祀，因此，道、佛要想在南岳立足，就必须接受南岳神才能求得新的发展，这样，道、佛之间的矛盾就显得不突出了，因此南岳大庙就有了左八观右八寺的奇特景象。

2、佛道两家和则双赢，斗则两害。

其实历史上几次佛道之争，对南岳影响不大，因为南岳香市发达，佛道均受益非浅，双方都有生存的空间，如果相斗，则会严重影响到南岳信民对佛道的看法，这点道理双方高层人物是很清楚的。就是下层的和尚、道士也对对方绝口不谈，笔者在采访中曾想问这方面的问题，结果都是碰到对方警惕的眼神，然后是沉默，这是一个忌讳的话题。

3、儒、道、佛相互融合，兼容并蓄形成南岳文化，从而构成湖湘文化的渊源。宋明两代，是南岳书院活动的鼎盛时期。当时著名的理学家，如宋代的胡安国、胡宏、朱熹、张栻；明代的湛甘泉、王阳明、蒋信、邹东廊、尹洞山、胡直、王宗沐等人，均先后到此来讲学。其学风浓厚，文风鼎盛，影响达干年之久。宋代的胡安国、胡宏父子在南岳讲述《春秋》，讲理学，于濂、洛、关、闽诸理学宗派之外，另树一帜，肇始了湖湘学派。胡氏父子及其继之而起的朱熹、张栻等理学活动的一个合理内核，是抗击外侮的民族意识与爱国主义精神，它构成了南岳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炎黄文化光辉结晶的一部分，一直传承至今。胡安国父子均是抗金的主战派，与主和派秦松等人老死不相往来。胡宏的弟子张栻，为南宋抗金名将张俊之子，继承和发扬了家传和师学，与朱熹讲《中庸》格致治平之学，提倡经世致用，把讲述《春秋》之义和抗金的实际结合起来。明清之际的王船山重夷夏之辩，与满清不共戴天，以一介书生举兵抗清；彭玉麟屡次辞官，却在古稀之年毅然南下指挥抗法战争；谭上连赴新疆平叛，“战必胜，攻必取”，死于任所，论功当“首屈一指”；无产阶级革命家夏明翰为追求真理、推翻旧制度，甘抛头颅，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豪情壮语。正是这种崇尚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注重经世致用，包容众家之长，强调道德修养的优良传统和治学风格，巍然存于南岳文化之中而深入人心。

佛学大师石头希迁在南方禅宗的理论建设与修持实践上均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仅善于融会吸收佛教的各宗各派，主张顿渐调合，而且从道家文化中吸取了很多营养以创建其禅学理论。其著名作品《参同契》，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说，都与道教有着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而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方以智，作为中国古代科学哲学的总结者，已为众所周知，然而他晚年出家为僧，由僧道入禅，但言禅不弃儒道；主张道不可说，然又以其体系的儒道文化素养和渊博的佛学根底，在不可说中巧说，认为道非所见，而又不离知见。在佛道二教的关系上，方以智主张“体无内外，道无彼此”（《冬灰录.谢戒日示》卷四第十页）以禅佛教为基础统合三教，这是对石头希迁参而同契的融同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回响。

唐代名士李泌由儒士而好玄学，几次隐退，明哲保身，即是儒学的中庸之道与黄老无为之学的紧密结合。他既习佛家般若波罗密之义而又从道家吸气炼丹。少年时为唐玄宗讲述《道德经》，献《明堂九鼎议》，因偏好玄学，还常着道服羽装。胡宏、朱熹、张栻、湛甘泉与王阳明的理学（心性之学）分为客观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流派，既与玄学有瓜葛，又与佛学相通。朱熹、张栻等人承认天理与人欲并存，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二元论，与佛家净土宗、律宗、三论宗等以小乘为基础，主张修持禅定、戒绝诸欲众相以达彼岸的学说是相通的。但是王阳明、湛甘泉等人的“心即是理”，“心无外物”的学说，则纯属主观唯心主义，无疑深受佛教禅宗“顿悟”说和“心即是佛”的思想的影响。实际上，王阳明、湛甘泉的心学与佛教禅宗的顿悟说，在南岳文化（湖湘文化）中佛禅学思想与理学思想的相互融合过程中占据着统治地位。明未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在南岳读书著述，吸取理学批判传统，批判两种唯心观，独树一帜，成为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成就最高的思想巨人，为南岳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与特色。自魏晋以降，道家之玄学、佛家之禅学、儒家之理学，在南岳互相融合、批判、浸润，而又各自独立、各有传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构成一种雍容大雅的南岳文化。

综上，佛、道、儒共存一山，形成独特的南岳文化，共辱共荣，共生共灭，肇始了湖湘文化的源头，经过湖湘仁人志士的共同奋斗，从而形成中国文化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