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干：莫言是反文化失败的作家

2012年10月11日 12:06
来源：凤凰网文化 作者：王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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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高粱》和莫言已经作为一九八五、八六两年探索新潮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两年内莫言们呼风唤雨，兴起了一阵阵新潮，极大可能地丰富了当今中国的文学色彩和层次。八五和八六无疑是文学界值得纪念和怀念的年头。也许火山爆发之后便该是沉寂，《红高粱》红了之后，莫言们便开始陷入一种因渲泄过度而造成疲软状态，他们虽然仍以喷射之势进行写作，但早已丧失了起初那股青春的活力和饱满的气势。莫言是贯穿这几年新潮文学的一个代表人物，他近期的几篇小说几乎暴露了莫言们反文化的共同症结，因此我的批判不妨从此开始。

仍是文化的奴隶

应该说，莫言们是在反抗传统的过程中诞生的。“我要编导一部真正的戏剧，在这部剧里，高贵与卑贱、美女与大便、过去与现实、金奖牌与避孕套……互相掺和、紧密团结、环环相连，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红蝗》里那位女戏剧家的话至少在一定的时候曾经代表过莫言的创作心态。他的小说《红高粱》便是这么一部“真正的戏剧”。在《红高粱》里，他以一种混沌未开的叙述形态呈现了善恶共生美丑共存的历史形态和生命形态，洋溢雄壮的生命气息和历史活力。余占鳌们身上的崇高与卑琐、伟大与渺小、聪明与愚昧、勇猛与凶残、善良与无知相互胶粘在一起，以其民族血性精魂里的那股原始的野性力量冲击着传统规范里的优美、崇高和典雅，获取了一种新的生命范畴和审美文化。

在《红蝗》《欢乐》等近作中，出于一种反抗的思维惯性，莫言对《红高梁》已经形成的规范感到不满足，他要彻底摒弃文学中那优雅、崇高的审美成份，企图以“丑”取而代之。《红蝗》里这段话便是宣言：“我们的大便象商标的香蕉一样美丽为什么不能歌颂，我们大便时往往联想到爱情的最高形式、甚至升华成一种崇教仪式为什么不能歌颂？”在这种“大便情结”的支配下，那些龌龊、卑贱、丑陋、残酷、恐怖、恶心一类为昔日规范所不容忍的现象和情感便充斥在莫言的小说中，“跳蚤在母亲的金红色的阴毛中爬”，“在母亲的生殖器官上爬”，“你第一次嗅到了月经的味道，你无情地剥掉了自己的假面，坦率地对着那个想知道女人身上一切秘密的正人君子说：味道不坏，有点腥，有点甜，处女的干净、纯正；荡妇的肮脏、邪秽，掺杂着男人们的猪狗般的臭气。”他似乎要把有生以来所感受到的、经历的、听到的、看到的、想象到的全部龌龊全部抛出来，竭尽刺激感官之能事，仇恨、诋毁、诅咒，既有的一切文化形态、包括他曾经满怀激情所歌颂过的红高粱、土地、野性。而把当年的那股热情全部倾注给人间的种种丑恶，以玩赏丑恶为快事。

总而言之，莫言是以一种反文化的新姿势来操作他的小说，这一点与不久前曾经颇为时髦的朦胧后诗人(亦称“第三代诗人”)自然不谋而合。这种反抗的出现是必然的。因为我们的文学和读者在传统文化那种优雅的氛围中浸泡太久，浸泡得神经非常脆弱，经不起一丁点的刺激，长期陶醉在白日梦的幻象之中，借以逃避现实的丑恶与无情。莫言正是要折磨人的阅读期待和心理渴望，亵渎人们的优雅情感和审美惯性。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就因为正视人性和世界的负面，才使人类意识到自己有一条割不断的动物尾巴，意识到在理性的表象下藏着非理性的本能和冲动，反文化便成为人的新的生存要求。

但是，莫言却在反文化的旗帜下干着文化的勾当。莫言在亵渎理性、崇高、优雅这些神圣化了的审美文化规范时，却不自觉地把龌龊、丑陋、邪恶另一类负文化神圣化了，也就是把另一类未经传统文化认可的事物“文化化”了。因此虽然偶像的面具替换了，但膜拜的仪式和情感的虔诚并没有丝毫的变异，莫言那种精神被奴役的本质依然如故，依然充当文化的奴隶。出现这种悖反的原因就在于莫言是在文化的思维过程中反文化，他的筋斗云翻得再多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就象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的农民起义一样，推翻旧的王朝不过是为了更换一个新的皇帝。在这一点，莫言的反文化尚不及朦胧后诗人彻底，他们至少不承认有什么皇帝存在。

莫言近期小说中所显现出来的叙述态度将莫言的这种二难窘境暴露无遗，他在亵渎优雅的文化传统的同时亵渎了阅读和读者。亵渎读者便是传统小说文化最基本的特征。因为在传统的小说中，读者是不能进入小说的语言结构之中与小说自身进行交流对话，不能获得创造性的实践，而处于一种被动的受控位置，处于一种被奴化、被灌输、被迫视听的情境。这是因为传统的小说作者是依赖于一种文化的优越进行写作的。而莫言的近期小说始终没有面对着读者，始终无视阅读的存在，那些天马行空自作主张的叙述语流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极度膨胀了的自我发泄狂、自我虐待狂、自我崇拜狂的形象。莫言以为充分地自由地倾诉了自我对优雅文化的种种恐怖、仇恨、厌烦、反感、恶心之后，就算完成了反文化的历程，其实这种方式确确正是传统文化的一种认同。这种自我渲泄表明的叙述方式，亦是以往那种全知全能上帝方式的表现。莫言如此无视阅读的意义，正出于潜在的文化优越感，才会居高临下地去亵续读者侵犯阅读。他虽不象传统的作家站在圣坛上以牧师很有人情味的措辞传达上帝的旨意，但都同样以自我为中心，都处于文化的优越状态对读者进行灌输，只不过牧师是理性的教渝，而莫言是感观的轰炸。一个真正反文化的小说家，就是摆脱那种文化的优越感，与读者面对面地共同叙述，共同阅读。

真正反文化的叙述方式首先必须淡化叙述者自身的文化侵犯意识，以一种非侵犯非亵渎非教渝的方式面对读者。倒不是说读者读懂了小说便有了阅读性，而读不懂就没有阅读的价值，而是说在作家的心目中要始终意识到读者的存在，就象竞赛一样处处感到对手的攻防方式，读者便是作家叙述时的“假想敌”。传统小说的弱点就在于作家以一种文化的自尊自贵，封闭读者所可能进入的阅读通道，顽固的以自我的经验和自我的逻辑建起一个孤立的保守的文化城堡。而现代小说则必须以读者为上帝，必须开放“不同的门户”，　建立起一个开放的可以多向阅读的文本世界。就象娜塔丽·萨洛特在《怀疑的时代》里说的：“让读者运用自己的丰富生活经验和所掌握的探索手段，从作者指出的深藏的事物中，发掘其中的奥秘”。

因此，莫言企图以一种优越的文化姿态来进行反文化的勾当，这本身好象一个人拎着自己的头发想脱离地球一样，作为一种先锋性的设想也许是有意义的，但实践起来便会寸步难行。在文化的张力场中反文化，最终仍然只是文化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