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莫言是一只拒绝归化的“野猪”

2012年10月11日 09:52
来源：凤凰网文化综合 作者：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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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怪诞对抗性

莫言的力量源于一种怪诞的对抗性。这种对抗性或隐含在无所羁束、不可摧折的自由叙事态度中，或寄托在一些倔犟不屈、放诞自主的主人公身上，《生死疲劳》里的蓝脸即是典型。

蓝脸的脸皮肤色是蓝的--“蓝”这种冷淡理性的颜色，与那个时代沸腾癫狂的“红”恰成对立--从蓝脸的形貌上，即被赋予了奇异的象征色彩。

显然，“全中国唯一坚持到底的单干户”蓝脸，是独立的个性人格与政治态度的化身，在本书庞杂的人物谱系中，惜乎他因自身的“正确性”而少有妙趣横生的表现--沉默，自尊，坚实，一直捍卫信仰般捍卫着“单干”的权利。但蓝脸单干的精神动机，却是全书的意志之核，作者一点点逐层剥开这个核：

初时，蓝脸面对要求入社的集体压力，倔驴似地进行着自由主义式的合法抗争：“……毛泽东的命令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我要用我的行动，检验一下毛泽东说话算数不算数。”29

光阴流转，一起单干的儿子蓝解放因无法忍受孤立的境地，哭喊着问他：“你一人单干下去，到底有什么意义？”蓝脸的回答已颇具朴素自由主义者的权利自觉：“是没有什么意义了，我就是想图个清静，想自己做自己的主，不愿意被别人管着。”30这位单干户的生命意志是如此之韧，竟然叫嚣：“想要我自己死，那是痴心妄想！我要好好活着，给全中国留下这个黑点！”31

在铁板一块的时代，蓝脸的单干最后已成为“个性主义”的行为艺术，只是这艺术要以身家性命为道具：“我就是喜欢一个人单干。天下乌鸦都是黑的，为什么不能有只白的？我就是一只白乌鸦！”这个与人民公社潮流顽抗到底的人，连生活节奏都坚持与潮流相反，只在月色下劳作：“他把瓶中的酒对着月亮挥洒着，以我很少见到的激昂态度、悲壮而苍凉地喊叫着：'月亮，十几年来，都是你陪着我干活，你是老天爷送给我的灯笼。你照着我耕田锄地，照着我播种间苗，照着我收割脱粒……你不言不语，不怒不怨，我欠着你一大些感情。今夜，就让我祭你一壶酒，表表我的心，月亮，你辛苦了！'”“在万众歌颂太阳的年代里，竟然有人与月亮建立了如此深厚的感情。”32在莫言作品中，“太阳”象征刚性、强制、灭杀个性的合法化世界，“月亮”则象征着母性、温柔、宽容异端的边缘世界，“月光与蓝”是《生死疲劳》的一个隐性主题。

到本书的最后，蓝脸和西门狗，以及西门－蓝氏家族和与这个家族亲近的所有死者，都葬在蓝脸一生独自耕耘的“那一亩六分、犹如黄金铸成的土地”33上。是什么珍贵的事物，使那土地“犹如黄金”？是何种决然的愿望，使那里成为共同的归宿？至此，蓝脸这个现当代中国小说里前所未见的形象，得以勾画完成。他是一个以永不屈服地捍卫私产权来反对被设置的生活、捍卫“自我”之根基的倔强农民，他强韧的行动力与意志力，他的“独立本身即是目的”的尊严意识和个体自觉，彰显了中国文学从未赋予此一阶层的一种新型道德。

回望中国农民的文学形象史，可以看到“蒙昧者”形象（如鲁迅的作品），“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如鲁迅、萧红的作品），“革命者”与“落后者”形象（如丁玲、赵树理、周立波的作品），“小农意识”形象（如高晓声作品），“改革者”形象（如贾平凹早期作品），“衰败者”形象（如贾平凹九十年代以后作品）……这种形象的被动性与非个体性，乃是时代精神及其内在焦虑的对应物。莫言反其道而行之：他不图解“自由乃不可能”的时代焦虑，他偏让笔下人物一步步穿越遍地荆榛，在“不可能自由”的现实境遇中，创造和实践“自由之可能”。蓝脸形象，与王小波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形成了精神的呼应--“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34同样反对“被设置的生活”的蓝脸，可说是这只“特立独行的猪”投生为人的日常生活版。这是莫言以决绝之手抒写的意志之歌。

此种决绝，来自莫言对历史荒谬的清醒判断与对抗。但是，“对抗”并未钙化作家心中温暖轻柔的爱意，亦未片面升华为咬钉嚼铁的“仇恨政治学”，而是让“爱”与“和解”成为意义的最后栖息地。在第五十三章，亲者与仇者纷纷死去，蓝解放和庞春苗则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们搂抱在一起，像两条交尾的鱼在月光水里翻滚，我们流着感恩的泪水做着，身体漂浮起来，从窗户漂出去，漂到与月亮齐平的高度，身下是万家灯火和紫色的大地。”礼赞爱情的语言，面无一丝嘲讽。而当西门闹的“狗道轮回”结束，要求阎王把他投生为人时，阎王说了番意味深长的话，恐不只对上下文有意义：“这个世界上，怀有仇恨的人太多太多了……我们不愿意让怀有仇恨的灵魂，再转生为人，但总有那些怀有仇恨的灵魂漏网。”35由此，小说试图由社会－历史性的问诘投入，朦胧走向宗教性的精神超越。

前文说过，《生死疲劳》是一部以反史诗的形式和意涵追求史诗体量的小说--时间跨度五十年，空间贯通阴阳界，故事线索纵横交叉，人物关系繁复庞杂，它对历史现实的独特叙述，对人与土地之关系的深沉观照，极富史诗的奇思与想象。但由此我也感到些微遗憾：“史”字伤害了这部小说。从建国到2005年的历史脉络，国人心中都有一套公共的剧情--“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到如今；在批判性知识分子的观念里，也有对此一剧情的共同价值判断，它们构成民间历史叙述的观念核心。《生死疲劳》的叙事安排和价值判断与这一观念核心靠得太近，以致人物行为和故事进程不时给人过于“必然”之感，文学想象的自由、意外与惊奇因此而受损。同为他的史诗性作品，《丰乳肥臀》却无此问题。台湾小说家张大春曾言：小说是另类知识。意即小说乃一摆脱了公共言说的重力而向精神外太空飞去的轻逸之物。《丰乳肥臀》虽然也按公共历史时间安排叙事，但它是心灵和感官的作品，人物和故事因此拥有足够的原始力量，与核心观念的吸附力相抗。显然，《生死疲劳》是一部由“头脑”写就的小说，它对历史现实的审视思考更为明晰自觉，更具公共性，然而恰恰是它的明晰自觉与公共性，伤害了小说应有的混沌和复调形态。艺术从困惑、悖论、各自有理、互不相让的精神疑难中获得生机；而固化的结论和立场，哪怕它们再正经正确正义，都有使艺术陷入单面与贫乏的危险。

那么，小说应当与历史现实和思想观念无关吗？小说家不应有自己的思想和价值判断吗？我以为否。也许，作家须得在拥有思想并忘记思想之后，再去写作。他/她不必亦步亦趋地追随历史和思想的脚步，但他/她必得深味人类前世今生的“存在感”。虚构唯有建基于这精微浩瀚的“存在感”之上，才能达致自由而热诚的境地；小说写作，亦才能最终成为一种游戏而严肃的形上生活。

不得不承认，评说莫言是难的。这位创造力卓著的作家，以汪洋之作表达着他对无限世界的尖锐意识，对复杂形式的本能狂热，对现实悖谬的冷峻洞察，对民间袤野的忠直之爱。莫言的小说世界，乃是自由意志所垦殖的不驯的疆土。这片疆土遍布着荒谬与不幸、大笑和哭泣，亦遍布着无数可能，无数岔路。“在全部可能汇聚而成的十字路口，荒谬和不幸在它们本身之外指出了另一种法则，并使我们产生赋予它生命力的、难以抑制的要求。”而这，也许是直面荒谬的写作所能提供的最后、最美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