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我的生活方式
张晓刚的作品可能吻合了一些西方人想象的社会主义中国就是他作品中的样子。但其实是误读，那已经不是今天的中国人，但当代的中国人已经把传统的，至少50年的历史改变的太多，几乎是一种摧毁性的抹掉记忆。但在张晓刚的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记忆的线还在，能唤醒很多过往的记忆。“我能被西方接受是因为国家的背景，中国这个国家太特殊了。西方自然会很注意中国的艺术家，如果我当时不在国内，现在可能没人会知道我，正因为我以中国艺术家身份出现以后，别人开始关注我。”
在问及艺术家对社会的责任感时，张晓刚坦率地说，“刚开始走上艺术道路时，遇到很多困难，但我并不抱怨，今天看来都是我的财富。但艺术家谈论责任感显然很虚伪，我的出发点不是追求一种责任，而是要通过艺术的方式真实的表达自我。”正是有了这样的激情冲动，所以张晓刚能创作出那些触动人心作品。“艺术首先是个人的，当它呈现出来以后被人接受变成了公共的东西，人们反过来会用公共的标准要求艺术家，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把自己当做公众的代表，那么艺术也就枯萎了。” 正如毛姆所说，为画家树碑立传归根结底还是他的作品。
张晓刚说，十年前他曾不无憧憬想参加全国美展。那时作为一个边缘艺术家，参加全国美展就是他的艺术梦想。而今，他已经成为全球当代艺术界声名鹊起地艺术明星，他的作品被许多国内外知名美术馆和机构收藏；那幅创作于1995年的《血缘：大家庭三号》在香港苏富比以4263万港币的高价被富商大贾捧回家中，在这些欢声雷动、举世瞠目的时刻，很多人想不到，这一切同十几年前那个默默无闻却又执着追求艺术理想的艺术家毫不相干。如果不是艺术家，张晓刚也许会是位出色的作家或者诗人。他的每本画册中都穿插了他写的日记，寥寥数语表达出他对世间的感悟。（2007年8月1日 晴 今天开始写一组新的照片。这是专为奥地利美术馆举办的展览而作。这一组我准备开始重新阅读波特莱尔的《恶之花》。想起在八十年代，那会儿有许多的激情和苦闷，而波特莱尔与其他的一些人一样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有趣的是，在我开始要重新阅读它的《巴黎的忧郁》时，我的女儿恰好此时正在巴黎进行着她这一生的第一次巴黎之旅。九二年我第一次去到巴黎时，脑中联想到时波特莱尔，是阿波里奈尔，而今天我的女儿则是怀着对《达芬奇密码》这本书的想象进入到卢浮宫的。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反差
生活中，张晓刚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电影、音乐和书。他喜欢一个人蜗居在家，一杯咖啡搭配一块黑巧克力，陪着他看一整天德国电影或读完一本感兴趣的书。最近他正在看关于中国历史的书，“我发现中国人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智慧得一塌糊涂，我们现在只是在享受古人很少一部分的思想。”
繁华往往会归于平淡，浅尝辄止有益身心。一个人可以对生活要求得很少，也可以像沙特国王一样多。艺术家可以让想尽办法让自己的作品在市场上受到关注，也可以每天安静地创作和生活。愿望不同，上帝眷顾人的方式就千差万别。有人挖空心思踮起脚去够，有人轻轻抬手就能拿到。前者适应生存规则，后者可以自己制定规则。张晓刚的规则是自由自在。正像他说的那样，除了创作，我如何去与世间交会，与时光对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