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空间与自我：以介入空间的形体表现自我的现代人体艺术
在19世纪中期后，特别是20世纪以来，自我意识的扩展，科学发展和两次世界大战，引发了对世界确定性的否定意识，产生了以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为主导的新哲学精神。20世纪的新哲学精神把世界理解为一个非确定的、非同一性的、主体与客体交互影响的“存在的世界”。这个“存在的世界”，不是作为独立的客体，而是作为被“自我”介入的“存在”而具有意义。
在这样的精神背景下，人体艺术的对象“人体”，既不再承载古典理想的神性，也不再表现新古典主义的理性，而是成为相当个人化的、瞬间性的“介入”世界存在的媒介。20世纪以来的现代人体艺术，既不是立体的雕像，也不是平面的幻象，而是在非同一性的空间中构成的“存在意象”。
当代美国摄影家弗里曼的水下人体摄影非常典型地表现了这个“存在意象”。他拍摄的那些在水下舞蹈游动的人体，是与这个水下空间不可分离的：水下空间包围着这些人体，而后者又表现和确证了空间的存在。现代艺术中的人体是介入空间的存在，或者说，正因为“介入”，它存在。现代人体艺术实现的就是“自我存在”的表现，它不是一个预定之物，而是一个开放的构成，因为它是、而且必须是关联于空间的。现代人体艺术可以定义为，以人体在空间中表现自我，然而，这个空间本身是不能与自我分离的存在。
在希腊古典艺术范畴中，基于对于客观理性的信仰，人体艺术落实于追求数理和谐的理想，法度( Canon)的观念为人体塑造提供了对规则和标准的遵循；在近代的新古典艺术中，因为理性作为人自身的内在属性(本质精神)而具有必然而普遍的秩序，人体艺术也被纳入到自由而又必然的形式理想中，因此，也把规范作为一种理性原则预设为人体描绘的前提。
然而，在现代艺术中，因为个性的张扬和不确定性观念的确立，人体艺术就丧失了以秩序、规范和标准为前提的精神根据，取而代之的是艺术家在个人自由中对传统和艺术公同体的认同和引用。当艺术家拒绝认同和引用而无限度地使用个人自由的时候，人体艺术和人体本身都面临着被彻底消解的危险，当然也是艺术自身被彻底消解的危险。这就是行为艺术取代人体艺术的艺术史逻辑。
四、行为艺术：人体的颠覆和行为的神化
现代人体艺术因为主张自我、强调交互性，是一种带着很深的消解力量的艺术活动。它的极端性发展，就可能陷入纯观念化、无边界的行为艺术。
行为艺术的发端，美术史一般追溯到美国画家波洛克在上世纪50年代初所开创的“行动绘画”(action painting)。与传统画家在架上做画不同，波洛克把大尺度的画布放在地上，自己进入画布用多种工具喷洒粉刷颜料，创作抽象表现主义画作。在他之后，法国画家克莱明在1958年用涂满颜料的女性裸体模特的身体在画布上蹭擦的办法作画，这是直接以“身体”作媒介的行为艺术的开端。
然而，波洛克和克莱明的“行为艺术”还是不“纯粹的”，因为他们还没有放弃要完成一个独立的“作品”的观念。“纯粹的行为艺术”的主旨之一就是要颠覆传统艺术的“作品”观念，要把“艺术”还原到生活之流，是一个活生生地实现艺术家的艺术概念的事件——这个事件以偶发的形式干扰生活，而不能从生活中分离出来。行为艺术反对“作品”的概念，因为反对被资本主义挪用为“商品”。
作为20世纪先锋艺术的终极性演变，行为艺术以“干扰”、“偶发”和“流动”为表现特征。它把先锋艺术的无限反叛原则推到极端，变成了以无限颠覆性表达非确定性和虚无主义的泛艺术或反艺术的文化行为。在典型的行为艺术中，为了保持与对确定性的距离和对体制的抗拒，艺术家不仅采用亵渎、败坏和丑化的方式对待常态文化形式，而且多以苦行主义、甚至受虐狂的方式处理自己的身体，血腥、暴力、自残、污秽、变态等元素是行为艺术最亲睐的元素。
在1994年，美国行为艺术家阿热(Athey)割破患爱滋病的同伴的皮肤、将其渗出的鲜血浸在一块长布上并将后者悬挂在参观者的头顶上空，任鲜血下滴。这个行为艺术引发了美国乃至国际社会对爱滋病的社会威胁的高度关注，其影响是积极的，但其行为却是“非常而威胁的”。
行为艺术的主体材料也是人体，但是，行为艺术的目标不是确立人体的艺术存在，而是在嘲讽性的滥用中消解人体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与人体艺术对人体的审美理想表达相反，行为艺术是以反审美－艺术的态度对待身体。行为艺术家认为，在现代社会，“身体”是用商品美学来培植和保养的，它是资本主义商业交换的异化产品。因此，行为艺术家，尤其是女权主义行为艺术家故意以污秽、淫乱和伤害改写和破坏“身体”的美学表象。
法国女权主义行为艺术家奥兰(Orlan)在1993年做了一个行为艺术《无所不在》(Omnipresence)。这个行为艺术是奥兰接受外科整容手术的录象，她让观众看到的不是整容之后的一个女性古典美的理想面庞，而是她在接受整容时，手术师将她的面部皮肤与脂肪、肌肉和骨骼分离的全部惨烈过程。无疑，奥兰的行为艺术不是展示身体的美，而是展示在男权与消费主义合谋压迫下，女性身体承受的伤害和痛楚。
行为艺术的努力，是要以颠覆的手法消除生活和文化中的重重分隔和界线。这个理想虽然并不能实现，但行为艺术在当代文化中注入了一种伪美学理念，就是在非界线和非标准前提下的“怎么都行”或“什么都是艺术”的观念。“Everything Goes。”这个观念，对于行为艺术具有归宿意义，它演绎了一种基于文化虚无主义的荒诞哲学。它很快就违背行为艺术的反叛初衷，转身以驯服和阿谀的姿态赞美现实，把犬儒主义扮演成当代英雄。
在此前提下，行为艺术不歌颂任何东西，只是行为本身的赞美诗。因此，我们就会看到，借口行为是无标准和边界的，行为艺术脱化为对“行为艺术家”的自我的欲望的张扬和粉饰，只要他们愿意使用“行为艺术”的概念，甚至完全服务于消费市场的对身体的滥用和贩卖，都可以变成天经地义的艺术赞美诗——行为本身被神话了，所以滥用和贩卖都获得了神性。“只要行为，就是艺术。”当然，在一切行为都是艺术的时候，也就是丹托所指出的，艺术死亡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