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跑去上读经班，是因为文化人不好好读了

导语：专攻上古史的高加亮博士、研究明清文学的郑国峰博士、以及研究中西方文学思想史的“我”，就少年读经班的破灭展开了一次酒桌对话。学者冯庆构建了一副《在酒楼上》式的对谈场景，通过对话展开层层剖析。

在他看来，民间读经的风气和传统意义上的读经无关，而是在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与乏力的正规教育状况下，老百姓想教育子侄做个好人的无奈选择。因此要搞读经的普及，还是要先摸透老百姓的诉求与接受方式，并尽可能地回到礼乐文明的根基上来，“风乎舞雩、咏而归”。不明所以的诵读活动只有规训性而没有生长性，与宗教无异。蔡元培先生早就提出了“美育代宗教”，但我们今天公共空间里的文化艺术教育已经由喜闻乐见中有思想进步的“通俗”变成了“媚俗”。出问题的是我们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和经书教育者，要教育他们则需仰赖国家意识形态工作者的力量。而国家精神的担当者要理解个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则不可不读经。但这又谈何容易？

童学馆

专攻上古史的高加亮博士最近来北京进修，找我和另外一位研究明清文学的在读博士郑国峰吃饭。我拿出珍藏多年的四川好酒招待这二位，没几杯，杰出青年学者加亮就开始唉声叹气。我和国峰连忙问他怎么了，他用那双天天看竖排繁体字却未曾近视的大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我俩，讲起了他最近的一个不算疑惑的疑惑。

加亮为了补贴家用，受邀参加了一个民间少年读经班当领读老师。读经班老板要求加亮讲点“蒙学”，也就是《三字经》、《弟子规》之类，并且不用细致分析其中的道理，在堂上让学生自己背就行了。加亮懵了：这种课程只要高中学历就可以当老师，何必由我出马……然而，为了领薪水，加亮只好讲了几堂《弟子规》，尽管很没瘾，旁听家长却很满意，听到自己小孩回家后满嘴“入则孝，出则弟”，高兴得合不拢嘴。

《在酒楼上》

“你这是进士的身份干了村学究的差使，也难怪没个舒坦。”国峰忍不住插话。加亮好似被人挠到痒处，立马喊了起来，大意无非是“礼崩乐坏”云云，称现在这些读经班都是误人子弟，只是灌输愚忠愚孝，不是圣人真教，也不是史家风骨。国峰笑眯眯地听着加亮发牢骚，时而附和几句。我则在一旁吃菜。等加亮发泄完，国峰抿了一口酒，突然一改素来“葛优躺”的玩世不恭身姿，正襟危坐起来，朗声说了这么一大段话：

“加亮兄说的这些都有道理。但要注意一点：咱们当下这股‘民间读经’的风气，本就和传统意义上的读经无关。梁启超早就说了，‘古往今来读经的人本就少’。有见识的读书人都知道，哪里有把这少数人的赏心乐事——或者说千钧重担——强行普及给老百姓的道理？老百姓要日用饮食，并不需要像加亮兄这样以皓首穷经为志业。有些知识分子是为了谋取私人名利，才到处乱开班，但求死记硬背，不问个中真谛。这只要和古代士大夫教育子弟时的态度对比就明白了：《孝经》、《诗》、《书》、《礼》、《易》、《春秋》都是循序渐进的，在这之前还得学字义训诂，没基本功就一头扎进白文背诵，那就像胡适所说的，缺少科学精神，不辨真伪，也就成了愚民。这不是孔子、朱子教过的道理，也不是近现代教育推崇的方式。”

读经少年的课本

加亮点了点头，显然是赞同这样的观点。我则插话问了一个问题：那今天这些民间读经的活动，又该怎么定性？国峰轻笑一声，又继续说：

“问得好！你我皆知，那诗书易礼都是高明至极的学问，唯有古往今来为数不多的几位鸿儒才敢说弄通了个中门道。那么，怎会有一些基本功几乎为零的人自讨苦吃，非得去‘读经’？难道他们想的都是韦编三绝？难道他们都想当张载、朱熹？其实啊，老百姓读经不是为了尊德性道问学，而是为了教育自己和自己的子子孙孙做好人，仅此而已！老百姓不关心‘允执厥中’，只需要当起码的好人就够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民间读经就是民间道德教育，不是学术活动！”

看我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国峰忍不住加快了语速：

“这说起来，还不是因为咱么这个社会上坏人太多？你看电视新闻里天天放的都是子女不孝、兄弟阋墙、明星出轨、官员包二奶，更别说什么电讯欺诈、卖拐碰瓷、黑恶横行……老百姓天天看这些邪魔外道，心里慌张不慌张？世道不仁，风气败坏，人人朝钱看，哪怕咱们高等教育界，不也是腌臜满地、寡廉鲜耻？咱们的人民眼睛可雪亮着！看到这些现象，他们担忧的不还是自己的子侄有一天会学坏——人生就像染布，你不给它染成白色，时间久了它自己就会发黑。

那你会说了，老百姓自己不能教育小孩吗？咱们是80后，心里最清楚，天天出门上班，劳心劳力，加上很多事自己都想不通，怎么教孩子？交给老人家又怕溺爱。那送去学校吧，好家伙！全是数学物理、鹦哥利息（English），‘思想品德’课几乎不上，别说为人处事、礼仪教养——你去问问多少小孩子有起码的概念？你说，在正规教育这么糟糕的情况下，老百姓不得到处乱抓救命稻草？读经班也就应运而生了。毕竟，我们总是把道德沦丧和现代性生活挂钩，那么回到传统去找答案也就成了没办法的办法！哪怕我们都知道，许多读经班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目的也是骗钱，但‘宁可信其有’……”

蔡元培

这番话说得高加亮一愣一愣的，沉默了好久。我看有些冷场，连忙扯了一些不太相关的话题，比如西方人现在也面临着道德失范的危机，以前由宗教承担的社会道德教育功能被教育心理学取代了，而我国在这方面的进展尚不乐观等等。加亮还是没说话，只是捧着酒杯，若有所思。国峰也想了好一会儿，接着又说了起来：

“要我说，当初还是蔡元培先生看得透，提了‘美育代宗教’。这个其实根本不是挪用康德席勒美学，而是中国本土经验的产物。”

看我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国峰坐得更直了：

“中国早年的儒家教育针对的是贵族子弟，崇尚的是礼乐相配，在用自然音乐的手段陶冶贵族子弟人之常情的同时，又能让其懂得社会常识，不随便逾越为人的规矩。后来大乘佛教盛行，一种新鲜的教化方式开始出现，那就是用六道轮回的神话、严格的戒律和禁欲主义的修行来规训底层人民的举止言行，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净土宗的‘念佛法门’，要信徒相信只要平日里多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早登极乐——这和我们今天读经班的死记硬背的法门像不像？这就是宗教！但这种东西有它的社会意义，它服务于底层民众，在法律难以落实的时代和地区，有助于警惕许多自制力差的人不要作奸犯科。问题在于，里面只有规训性，没有生长性——一言以蔽之，这只是告诉你‘怎么做’的宗教，不是告诉你‘为什么做’的启蒙。就像西方的小孩子在修道院里长大，长年被告知要服侍上帝，但却不知道为什么要服侍，也不提倡去思考世界的本质，人生的真相……扯远了！

我要说的就是，蔡元培那要用来代这个宗教的美育，其实也就是礼乐逻辑的延续——蔡先生是要用文艺的手段来对底层民众进行潜移默化的公民德操训练，这才是民国时期那么多大师喜欢谈论文艺和美学的根本原因。我会懂得这个道理，是因为明清小说戏曲里就有这种套路。你别看那些作品大多粗鄙无文、诲淫诲盗，但其中大多数是话本、剧本，要在公共空间里演出的，也就肯定要考虑到民众习俗的接受度。少数有重整世风担当的作者，也就会把面向民众的道德教育暗中藏在小说与戏曲的叙事当中！这样的教育、这样的启蒙技巧难道不比‘南无阿弥陀佛’高超？我们从民国到共和国以来的公民政治教育，不大多是通过文艺作品吗？看革命电影、听抗日歌曲长大的人，肯定也用不着一门专门的德育课来告诉他什么是正义与爱国！”

加亮本来想插话，被我制止了，因为虽然国峰显得有些离题，但却说到了一个更加关键的问题上。略有些微醺并不理睬我俩，声音愈加激越：

“要是公共空间里面的文化艺术教育能够起到潜移默化的道德教育作用，谁还会自寻苦吃跑去读经？但你看我们今天的文艺状态是怎样的？如果说以往的‘人民文学’强调的是‘通俗’，是‘喜闻乐见’中有‘思想进步’，那么现在就几乎是‘媚俗’：电视上全是毫无营养的古装神魔穿越剧和娱乐节目，几乎没有任何伦理反省意识，软绵绵的情歌、三观不正的擦边球‘巨制’电影……我们的文学家们学到了《金瓶梅》里的色情描写，却没学到里面的成住坏空；我们的导演们把《水浒传》里的血腥暴力搬上荧幕，却无视其背后苦心孤诣的教化用心。正是这文艺美育的普遍失效，才让老百姓转而重新诉诸宗教！当然，这些宗教、包括许多莫名其妙的‘读经班’，也被证明是腐败世风的产物……启蒙的失败，当然得怪启蒙者、教育者自身的堕落与无知。那你就得去想：在这个市场经济时代，谁来教育这些败坏的文艺启蒙者，让他们能够有足够的道德担当……”

高加亮忍不住出声提醒已经有点喝大的郑国锋：我们讨论的是读经班，他却说到文艺创作方面去了。难道不正的读经风气的源头，其实在于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乃至于他们背后的思想提供者出了问题？这样说起来好像有道理，但其前提在于读经是为了培育民众道德。那么，就没有一种不同的读经？比如，一些最顶尖的大学里成立了“国学班”、“古典班”之类，教最优秀的学生读经，修炼德行言语的同时，也不偏废政事文章之学……

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郑国锋挥挥手，打断他的说话：

“你说那是另外回事！但即便是最顶尖的文科高等教育，里面能够真正进入经典神髓的也是极少数！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经典’里面未尝没有面向民众的可能，如果不能‘彻上彻下’，经义也就失去了平衡，只能是‘秘学’，永远无法接地气！我要说的就是，如今要搞读经的普及活动，最好还是先摸透老百姓自身的诉求与接受方式，并尽可能地回到礼乐文明的根基上来，‘风乎舞雩、咏而归’。这就要求经书教育者能够懂得基本的世态性情，走不偏不倚的中道，但这又谈何容易！我们只能期待加亮兄有一天上电视讲经的收视率，能高过明星云集的‘真人秀’……”

加亮恍然大悟，拍案总结道，这么说来，读经班的问题其实也就是“通俗”怎样能不“媚俗”的问题。这说起来还是得靠领读人自身去把握分寸，也就要求他自己首先能真的进入经义——经典当中本就包含了如何“通俗”的法门。

说到这里，两人相视而笑，连干好几杯。加亮表示，他回去之后就不再参加什么读经班，宁可好好在大学里读书练气。我看着这两位性情中人，心想，按国峰的推理，出问题的是我们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和“经书教育者”，那他们就得首先接受教育。这就非得仰赖国家意识形态工作者的力量。而国家意识形态工作者——或者说国家精神的担当者——要理解个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则不可不读经。但这又谈何容易？在人人朝钱看的年代，这几乎必然要“听天由命”。但我们又似乎并没有完全陷入绝望，毕竟，我们还有加亮这样的极少数正派人愿意坐冷板凳，把经义铭刻在自己教学相长、其乐融融的生活当中，吸引着同道中人心向往之。未来这样的人不会多，但也不会更少，而他们的觉悟不外乎是“时刻准备着”。

后来，我们三人的酒劲全都上来了，换了好几家馆子喝，讨论了一夜。第二天醒来，我却将后来带着酒意的讨论忘掉了，唯有将之前的内容暂录于此，希望有天恢复记忆，将这个故事的结局补完。

责编：冯婧 PN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