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见]戴潍娜：高考送走的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噩梦

2016-06-09 23:15 凤凰文化戴潍娜

导语：2016年高考刚刚结束，对于寒窗苦读的考生以及辛苦陪考的家长们，多少算卸下了一个包袱，暂时能够喘口气了。而接下来还有填报志愿以及等待录取通知书的过程将要经历，这中间依然会有人笑有人哭，无论喜悦还是泪水，这些都会成为成长中的一部分，在此凤凰文化也衷心祝福所有考生和家长能够收获满意的结果。

无论我们怎样评价高考和现行教育体制，高考依然是这个国度里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每年一度的高考时分也都会不断上演情节相似的暖新闻，即便对于怀疑温暖近于习惯的国人而言，这些温暖也具备着极强的真实性和感染力，因为我们或者我们的家人都曾经、正在、将会经历高考，围绕高考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在做为自己而做的事。

诗人戴潍娜是才女，也是学霸。当年，18岁的她以江苏省文科高考前二十名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系。高考过后，她写下了一篇文章《十九岁的哀悼》，用属于那个年纪的青涩文字回顾了自己的高中时光，留恋一段青春的逝去。2014年，她开始留学读博，已为成熟作家的她在与80后文学批评家杨庆祥对谈时又一次回忆了自己的中学时代，这一回旧时光里少了许多美好，增添了些许反思，不仅对于教育制度有所批判，更由此上升到人类社会的层面上进行思考。当两篇文字置放在一起时，一种强烈的对比效果一目了然：稚嫩与成熟、感性与理性、自我沉醉的抒情与辩证客观的深思。这是一条正常的成长轨迹，恐怕也是我们每个人对于高考、对于青春甚至对于教育体制生活的正常认知和感悟过程。

十九岁的哀悼

按江南一些地区的历法，人的年龄以“虚岁”为最准确。所谓虚岁，就是实岁再加上一岁，将娘胎里的十个月一起计算进年龄里去。我于是在十八岁时，写下了这篇“十九岁的哀悼”。这个十九岁上身穿着戎装，下身套了条睡裙，光着脚丫子立在岁月的门坎上，风一吹单薄的身影有些摇晃了，可铿锵的戎装却在风中叮当作响。

十九岁的上半年我仍在为高考打拼，下半年却已慵懒地坐在大学的台阶上整日整日的发呆了。像一个涉在一条莫名清澈河流里的人，因为明白自己一辈子再也不能遇见这条清澈的河，上岸时舍不得擦拭腿脚上的水，一路湿濡濡地走过凉风。我执拗地不愿换上大一号的鞋，兀自倚在门坎边，唱着歌儿，凭吊着这即将逝去的单薄的十九岁……

那个冬天整个中学都搬进了新校区，只留下了我们高三年级在偌大的一个老学校，而且是老校的最深处，据说是县中的一块风水宝地，多少年来只有高三年级入住于此。一年又一年，一茬人金榜题名后恋恋地离去，又一茬人看完红榜后咒骂着愤愤地投奔于它。我们在四楼的一间教室里，为了单纯的梦想麻木地憔悴着，日日重复磨写着信仰，直到把日子磨成一根细细的簪子，小心地藏在发髻里，为这一生辟邪。等到有一天头发白了它依旧光灿灿的，骄傲地年轻着。

记忆中的晚自修总是氤氲弥漫睡眼朦胧的。一排人像上了程序似的一个接一个连锁着打呵欠，又像上过了闹铃，猛然下意识地清醒起来。安静的教室里偶尔有几声咳嗽和翻书的声音，老班叼着烟不时在窗外转几圈，烟雾吞吐，打着旋儿，蹭过玻璃，腾上了天花板。班主任吴大帅的人生一大嗜好即抽烟，常常有家长来校难寻其办公室，其实“寻烟问楼”便可。它的单人小阁楼安安稳稳地坐在我们教室的肩头。那里，云雾缭绕；那里，藏着一把守候了一年的庆功爆竹……偶尔，沉闷的自修中，我抬头间恰与同桌冰凝目光相触，两人遂相视一笑心领神会，结伴偷偷溜出教室，跑到操场上，捏着一块钱，胳膊伸过铁大门的缝隙，从门外的大妈那儿讨来两根冰棍儿，一边裹着棉袄在冬尾巴的寒风里瑟瑟发抖，一边快活地呼啦啦地吃，像两个刚刚溜出修道院的小修女，心里面悄悄得意着。远远的望着高楼上雾气弥漫的玻璃窗里透出的淡黄色的灯光，暖暖地微笑，彼此沉默着，不说一句话。

早自习的时候，我们一群姐妹总成群结队地逃课去挤那个一下课便会爆满的厕所。记忆中总是江南微雨的日子里，一群女孩咯咯笑着，踩着青砖，绕过红石榴树，奔向目的地。冷不丁在路上撞见叼着烟的吴大帅，一群女孩儿慌张得手足无措，乱七八糟的理由便从嘴里直往外冒。“老师，我刚才吃了一个苹果……”一出口便后悔了，简直是荒谬到了无地自容的境地，正等着一通臭骂呢，忽地吴大帅诡秘一笑，“下次记得吃两个苹果就是了。”说罢，便一路仙气弥漫地走了。我们一帮子傻愣愣地呆立在石榴树下，摸不着头脑。继而哈哈大笑，笑得肚子疼，眼泪都出来了，笑得天摇地动，就连每每抬头如当头一棒的高三楼侧墙上威严的大“静”字此刻也禁不住要咳嗽几声了。

就是那个说“我吃了一个苹果”的傻丫头慰儿，吃了整整一个冬天的方便面。每次，她都仔仔细细剥开里面赠送的火腿肠，掰成两段儿，用叉子叉着和我一人一半儿分着吃，两个丫头边吃边傻笑着。窗外的那棵大树叶子繁茂。小雯子总说像挂了一树的铜钱。慰儿却突地很认真地说那是一树的枯蝶，斑驳灿烂又如此平静地期待着春天，在期待中默默死去……

临近高考的日子里，家里变着花样忙各种好吃的给我补充营养。不记得是哪一天里，放晚自修回家一眼望见了水池中一条硕大无比的鱼，是堂哥钓来犒劳我的。一时间毫无理由却理直气壮地认为这是一条满肚子鱼籽儿的大鲤鱼。家里人拦不住，我一路抱着垂死的大鱼，跑到屋后的河边将其放生了。大鱼翻入水里，未作任何挣扎，随水流漂走了。望着它那月光下渐远的白肚皮，我立在岸边，一个人傻乎乎地咯咯笑了好久。

回忆起来，午后总有嫩绿嫩绿的枫叶儿在摇摆，教室像一个幽蓝色的平静的小匣子，我们只是有意无意地把梦想、友情以及简简单单的一颗心放置在里面。那些芬芳的心儿，那些芬芳的日子……闭上眼总有一株瘦瘦的红梅在粉色的回忆里轻吐着只有闭上眼才可以闻到的馨香。那是一次历史周练上，做着那些繁重的文字题，我在满桌书山堆砌的围城里艰难跋涉着，像一叶小舟驶入了无水的城，在一堆铜墙铁壁里作困兽之争。从一大摞书间抬起疲惫的眼，猛然间，前座的朋友转身递过一支干瘦的红梅，嘴角间挂着坚定的涩涩的微笑。一刹那，我的鼻子有些酸楚了。几星小红花骨朵儿畏缩着，没有开，贴在干瘦的枝上。我双手接过干梅，整个世界幻化成一片混沌的虚无，只在不远不近处立着一株傲然的红梅，星星点点的红花颤微微地，在一些干涩的花样年华里，那么无助地期待，那么坚强地承载……

日子就这样过着，当时只觉得暖不感到甜，一转眼就高考了，只记得高考那几天，破车篓里总莫名地躺着几朵野花儿，要么浅粉，要么淡黄……

毕业那天，我们在黑板上写下所有同学的名字，满满的一黑板，歪歪斜斜。几个女生掩着脸在轻声抽泣；后排的几个大块头男生坐在桌上，愣愣地望着黑板……我捏着短粉笔，再也忍受不住这悲伤的情景，一头冲出了教室，叫了辆黄包车，捧着一车旧书，草草奔离……

后来，后来便是天涯海角，遗忘了又记起。

我在陌生的城市，一个人蹲在风里，一片一片捡起记忆的残片，想去拼凑一个美丽的昨天，却只有一捧碎零零的他乡的月光和月光下被碎片一遍遍亲吻的冰凉的手指，它，温暖地流着鲜红的泪……

这个十九岁有太多流泪的理由却忘记了如何哭泣；这个十九岁会在黑暗中大哭一场却没有任何理由。

还记得十四岁时看《十七岁不哭》，憧憬着好像永远到不了的美妙年华，眼睛像那寒冬自修时偷买来的冰棍，明知不是季节，却还呼啦啦地淌着泪；十七岁时再看《十七岁不哭》，对比着平淡干瘪的生活，对夸张的编剧嗤之以鼻，眼睛犹如那枝友人递过来的红梅上小小畏缩的花骨朵儿，安安分分地贴着杆儿——尽管干瘦却真实得值得依托，关了电视把视线移回枯燥的书本；十九岁时无聊打开电视，意外地又遇见了《十七岁不哭》，一时间眼睛像那月光下渐漂渐远的大鱼的白肚皮，一动不动，还闪烁着如泪的月光。耳边仍响着那咯咯的傻笑，心底却已升起了悲凉……

又是一个三月，草长莺飞，江南春又回，却是——颠沛流离。三月的浪子，在一个明媚得无可放置的三月，独独钟情于台阶。阶头蓝天里有白鸟掠过，让人想起远方，想起曾经是身边的远方和倔强地执意要把远方当成家的孩子。当世间的建筑都已长成，静静坐观风云时，台阶还像个孩子般踮着脚跟，侧着身子去够天上的星星。那原本以为很长的路途，一走就到了尽头。从此十九岁将成为另一批孩子不耐烦的称谓，也许这就是成长吧。我常常爬上无人的台阶，看天边的云彩，看树梢低垂的模样，想起从前，想到未来，阶下人来车往，没有人看见我，一直坐到天黑。暮色里台阶的姿态总令我如此着迷，回首拭泪，刻骨铭心地诀别，诀别不忍触碰的曾经，又蓦然百年地守候，前生为泥，来生成尘，却是永远的，永远的仰望，仰望高楼边那一角蓝天。

我默默地读着每一级台阶，像读着成长的书页，台阶上的故事，被我无意间读到。从前有个女孩，每天爬上家里高高的台阶，看天边的云彩，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她等待着，等待着有一天，有一个人一阶阶走上来，悄悄坐下陪她一块儿静静看云彩。就这样等着，等着。某年某月，几世邻家的那个并不相识的男子从阶下经过，忽然想起了什么，便抬头望望天上的云彩，却无意间望见了那张错过多年的却在冥冥中相识已久的脸。她依旧企盼地望着天边的云彩，粉色的云霞把她那爬上岁月指纹的不再年轻的脸颊打扮得如同一个美丽新娘。

在一个遥远的山村里，一个支教的大学生思念着家乡的亲人，有一天抱着心爱的吉他，登上小学操场上那方水泥台阶，低头拨弄琴弦的刹那瞥见对面那矮矮的平房红瓦顶上坐着一个少年，手中抱着一把木吉他，两个少年相视一笑，抱着吉他一起从朝霞满天弹到夕阳西下，一个在台阶，一个在房顶。天黑了，少年笑了笑，抱着各自的吉他，各奔东西，也不知这一生能否再见，或许即便重逢彼此也不再相识了吧。

天空从浅粉到淡蓝，在台阶上投下层层的影子，又像湖水般无声浸渍。夜色有些憔悴了，有些故事在老去，有些人仍年轻。捡起书本，埋头穿过夜雾中的人大，回到寝室，却意外地见到了信箱里守候已久的慰儿的信。宿舍的灯熄了，我套着睡袍倚在长廊上借着走廊里微弱的灯光，读着慰儿的信，“潍，我猜想着你现在读我的信时是什么样的姿势……知道么，我现在不吃方便面了，因为每当里面的火腿肠吃到一半儿时就莫名地惶恐，想起从前和你吃一根火腿肠的日子……”昏黄的灯光下那些模糊的字迹轻轻地呼吸着，我捧着信立在空落落的长廊里，直至浑身冰凉，却无知，无语。

多少个深夜，打着长明灯，纠缠着文字，写一些别人看不懂的诗篇，心力交瘁，却又在黎明将它们一页页从日记本上撕下，像亲手埋葬自己的孩子一般将它们烧掉。没有文字，我只能捡几块破陋的石头，粗糙地埋葬这十九岁的年华。我将永远记不起十九岁的模样，也许多年后，印象中只有一片模糊的青涩水汽里，几根儿疏落落的瘦瘦的蒲公英在风中若即若离……

倚在床头，叠着纸鹤，广播里传来一个湿湿的声音——“这个春天是纸做的……”

校园就是小型集权社会

我的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在江苏如东，基本是噩梦般的教育。可能我说得太偏激了，但感觉就是个小型极权社会。其实我特别烦上学，虽说我已经念到博士了，但教育环境里充满歧视和不公正，成绩好不能代表什么。

我从幼儿园开始就特别烦上学，极其讨厌教育制度的规训。我爸也特烦学校教育。幼儿园期间我基本上没在学校待过完整的一天，上午上会儿课，中午我爸就偷偷把我从学校运出去了。我们一起逛街上的影剧院、录像厅，除了成人片，多高级的多无聊的，我们什么都看。80年代末上映过的所有电影和绝大部分录像我都看过，那真是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时间。在录像厅里，老爸会像对待小哥儿们般给我递根儿烟，他在一旁吸烟卷，我也装模作样地叼在嘴里，直到烟头快烫到嘴了才吐掉。现在想想，我“动物凶猛”的游荡期来得真早，还是跟着老爸混的。后来上小学，美好终结了。

上大学后，我们中学校长曾想邀请我回去给母校的学弟学妹做个演讲，谈自己的中学学习生活。我报了个题目，校长听后就不让我讲了——“中学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噩梦”。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噩梦——国家1993年就开始实施双休日政策了，可是中学六年时间，我们学校从来没有放过一个完整周末，周六下午放假半天，次日是全年级排名的“周试”，半天假期仅仅意味着学习地点的转移。六年的时间，除了主课以外，没有劳动课，没有美术课，没有体育课，没有活动课。课表永远都是语文语文、数学数学、英语英语这样两节连排。睡眠永远不足，下课是最安静的时刻，全班没有人出去玩，全都趴倒在课桌上，小猪似的呼呼睡觉。我毕业后回过学校一次，正好是课间，隔着大排窗看到一班歪倒睡觉的小猪，真觉得那是一幅太残酷的图景。小学的时候则更夸张，罚站、罚跑操场、耳光、往脸上吐口水、蹲垃圾筒，这些都是太常见的事儿。尊严和自由是什么？人性黑洞的底线在哪里？面对歧视和不公，为什么总是全体的沉默？这些问题都提前到来了。有的地区是军事化管理，我们更加像监狱化的管理。

我后来一直特别关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从战争状态到奥斯维辛，从全村皆贼的案例到海天盛筵的荒诞剧。我过去上的学等于蹲过监狱，一方面是极端限制，另一方面也开启了我对黑暗的打井式的思考。我完全可以体会到，在一定的封闭范畴内，只要有强权和多数人的附和，任何荒谬都能成为合理。囚犯跟监狱长是先天搭对的，他们身上的那种桎梏是共生的，互相绑架。我一直觉得学生时代唱反调的小痞子们，反倒是反奴性的清醒的人。

说起来挺诡异的，我当时都觉得大部分老师是没有私生活的，现在回想起来更觉得挺可怕。老师们每天从早上6点钟到晚上10点钟就围着这群学生的成绩在转，即便到了世界末日那一天，所有人的状态都还是在那儿努力工作。

我好像也有过几段特别愤怒的时期，但我更大的愤怒是对女性在社会上的弱势，似乎从小就有很强烈的性别意识。我上学时热爱的两位绝色女老师，都因为所谓的“作风问题”，分别被迫辞职和受到严重排挤。因为这个，我对这两所学校至今心怀恶感。高考结束后，我终于可以和那位备受非议的年轻女老师同坐在一间屋里沉默着叹气，那时候我意识到，原因根本不在于什么“作风问题”，在一个疯狂的环境里，一点点理智和情感都是要收到严惩的！她是我们中学引进的学历最高的老师，她带来的开明思想和自由风气实在是危险的。另外那位美丽女老师，是我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老师，她因为一场飞来横祸的恋爱，被领导层层谈话，前途全毁，调去了乡下。我当时只有非常朴素的正义观，看到老师的遭遇，对学校的领导阶层简直恨到了骨头眼儿，每天都想像董存瑞炸碉堡一样把学校轰炸掉。几年前我五一回家，在商场里碰到了这位女老师，一眼认出了对方。十几年过去了，她仍然惊艳得跟李嘉欣一样。糟糕的制度和社会环境，想扼杀这份美也没那么容易。

戴潍娜，青年诗人，作家。英国牛津大学文学博士，杜克大学访问学者。高考曾以江苏省文科前二十名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