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乌托邦有价值 但要明白它只是乌托邦

多年来，钱理群一直坚持鲁迅的批判精神。 新京报记者秦斌摄

12月12日，北大教授钱理群在“‘钱理群作品精编’系列出版座谈会”上向学术界告别。20日下午，钱理群在三联书店以“我与青年”为题再次演讲，向青年告别。钱理群在短时间内的两次告别，引发了广泛而热烈的回响。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他。

继向学术界告别之后，12月20日，学者钱理群再次向青年告别。在三联书店书籍和青年围成的一方“讲台”，钱理群做“我与青年”的演讲，他的学生邵燕君坐在前排。2002年6月退休之时，向北大学生告别，她也坐在台下，并向老师送了花篮。

事实上，钱理群已经多次，面对不同的人群，挥手告别。如同鲁迅笔下的过客，他被某个声音指引，不断前行，接下来的写作，除了面向自己，便是面向未来。他也一次次表明自己不理解90后及更年轻的一代，只能抽身远离。

演讲结束后，一位90后女生给钱理群献上了鲜花。

谈告别背后

“完善一个有现实关怀的自我”

“我觉得这个……不谈告别的话题！”告别青年的演讲开始前，钱理群和新京报记者在“老北京”餐馆见面，他落座不久，即对记者说。12月12日，他在“《钱理群作品精编》系列出版座谈会”上向学术界告别，在他看来，这只是一个寻常的发言，“在很小的范围里那么一说”，经过媒体的传播，却迅速“闹”成热门话题。

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新闻”，钱理群用一个词形容——“害怕”，他“特别害怕”成为公众人物。告别的话题被广泛关注后，他接到了很多媒体的采访邀约，但绝大多数都予以拒绝。目前，他最大也是唯一的要求，是：“谁也别注意我，让我安静下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种告别，只是一种外在的告别，“内在的精神不会变”。钱理群边夹碗里的菜，边对记者说：“像我这样的人，不关心现实是不可能的，但我希望能安静下来，用我最后的时间，来完成和完善我自己。”“完成和完善自己”，正是向学术界告别时谈到的重点。为此，钱理群强调自己只是告别学术界，并非告别学术，他还有八九本书要写。

这些年，钱理群不断告别，向“民间思想村落”告别，向北大告别，向中小学教育告别。向前者告别时，他写道：“我觉得，我是一个过渡性的人，我应该退出你们生活的舞台了，我不希望我的思想成为你们继续前进的一个阻力或者负担。”如今向学术界告别，12月20日又向青年告别。

“告别”成为他晚年生活的关键词，每一次告别都“很痛苦”，也反映出他身为学者的言说困境。“这太正常了。我现在和青年的关系，是爷爷和孙子辈的关系，你尊重爷爷，但他并不懂你。说老实话，我和孙子辈谈到这个份儿上，还有人愿意听，已经很不容易了。得见好就收。”钱理群说。

他一直记得导师、北大教授王瑶的一席话。“你作为一个人，应该清楚你要什么，不要什么，因此，你就必须能拒绝诱惑。”王瑶说。时值1981年前后，作为王瑶助教的钱理群，被认为处在一个相当有利的位置，“会有很多人找你写文章、开会”。

“对于一个正在往上发展、势头很好的年轻人来说，这句话的分量，你想想看！否则，你做了很多次演讲，你出了无数的书，看起来已经很辉煌，但是到最后，你心里很悲凉，因为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没有完成。”钱理群说。他觉得，在某种意义上，他一直遵循着王瑶的教导。“这次也是这个意思！”他放下筷子，提高了声调。

采访时，钱理群说得最多的一个词语是“自己”，表现在研究和写作上，即出于自己的精神需要，“它当然同时作用于社会，但我更追求的是自我精神的完善。”

钱理群出生于1939年，成长于红色年代，亲历了“反右运动”、“文革”等。如今人们所理解的“自我”，更着重于“我”，但钱理群这一代人，无论怎样强烈的自我，都被时代伟力改变，和国家的前途、民族的选择紧密联系在一起。“我要完善自我，是完善一个有现实关怀的自我。”钱理群说。

谈个人信念

“乌托邦有价值，但要明白它只是乌托邦”

此番告别之后的写作，钱理群强调是面向未来。“我现在所关注的问题，我所思考的东西，不一定为现在的人所关心。但是我觉得，就像现在的人回顾‘五四’，甚至回顾八十年代一样，迟早我们的后代会关注眼前这个时代。”钱理群称，他要做的事情，就是为后人留下另一种声音。

孙郁等多位学者觉得，钱理群像鲁迅笔下的过客，只知道不断朝前奔走。“至少我很受鲁迅的‘过客’的影响。我总觉得前面有个声音在指引我向前走，但前面究竟是什么，不知道。更强调过程，意义在走。背后包含着鲁迅的‘反抗绝望’的哲学。”说完，钱理群自己点了点头。

青年时代，钱理群这一代人面前，耸立着一个明确的目标。后来，这一信仰幻灭了。钱理群对此有过深刻剖析。在他看来，信仰是彼岸的追求。“我们那一代人最大的教训，是不能分清彼岸和此岸，我们相信彼岸能够成为此岸的东西，但事实上，天堂变成此岸就成为地狱。彼岸的世界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否则不叫彼岸。”

信仰坍塌之后，无力感、虚空感掏空了几乎每一个人，人们对“彼岸”整个予以否定。“但是我不！我还是年轻时的那是个信仰，但我很清楚，那只是彼岸的东西——可以接近，永远达不到。”钱理群说。正因如此，信仰所产生的精神力量在他身上没有完全消失，仍然支撑着他。用学生余世存的话来说，他逃不过时代的宿命。

“讲具体一点，我们那一代人有一个简单的理想，是消灭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人奴役人的现象。以前我们以为，现实生活可以做到，但现在发现，这永远存在，甚至社会的每一个进步，同时带来新的奴役，比如说网络，就是这样。”钱理群解释说。

在他眼中，自己的这一信仰——“如同北斗星照亮”——对现实具有极强的批判性。对教育制度，对历史文化，他都提出批判意见，但不像鲁迅，论战时树敌众多，甚至因此影响身体健康，而是采取“不点名战法”，从不点出具体的名字。“这没有削弱战斗性，反而避免了很多无谓的东西，也减少伤害他人。”

“凡是社会中出现压迫、剥削、奴役，都是我批判的对象”，钱理群认为这是自己的信仰价值之所在。更进一步，他始终觉得乌托邦自有价值，甚至需要一个新的乌托邦，问题在于，要明白乌托邦只是乌托邦，不能为社会现实提供具体方案。

钱理群称，在这一信仰驱动下的批判，同时有所建设。“压迫不能避免，但你可以减少、防止。我觉得一个理想的社会是可以做到的。”说着，钱理群笑了笑。在当日告别青年的演讲中，他试图呼吁青年重建理想、信念、信仰，并提出两个建议：自由地读书；沉潜到社会底层，与老百姓建立不同程度的精神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