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纵浪大化，事不避难

重焕学术活力

1980年，汤一介恢复了讲课资格，并在不久后评上副教授，这一年他已经53岁。他明白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因为各种折腾，自己白白浪费了大量时光，如今重新登上讲台，必须更为发奋努力，追回逝去的岁月。

这一年，他开设的第一门课是《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这个题目不仅涉及玄学，还涉及到佛教跟道教的关系问题，难度可谓相当大。为了成功开讲，他每天读书到很晚，“几乎没有一天能在夜里两点钟前上床就寝”，而这样一门可能相当枯燥的课程，被他讲得有声有色。

据他回忆，这门课“很受学生欢迎，三易教室，最后还是因为来听课的学生太多，而用发听课证的办法才得以解决。最使我感动的是比我年长15岁的周一良教授，他自始至终听完了这门课。”

他分析自己的课受欢迎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在努力摆脱教条主义，摆脱苏联哲学史教育的框框，以及1949年以来文化上的虚无主义。“我努力把教学与研究和政治意识形态脱钩，力图坚持独立思考，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来，这是一个在学术上十分艰难的历程。”

后来，他又专门开设了“魏晋玄学”“中国早期道教史”“中国佛教资料选读”“般若婆罗蜜多心经”“唯识三十颂”等课程。汤一介走出政治运动的阴霾，重新焕发出夺目的学术活力，他在80年代发表的系列文章与著作，不断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与争鸣。

1983年以前，汤一介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佛教和道家思想、魏晋玄学的关系问题，对儒家思想并不感兴趣。1983年，汤一介去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接触到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从此开始关注儒家学说，是年，他还参加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他提交了大会论文《儒家哲学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并作了发言。

从此，汤一介成为国内新儒家的一位代表人物，他和萧父、庞朴等人发起主持了对熊十力、梁漱溟等新儒家人物著作的搜集、整理和编纂工作，并在北大成立儒学研究院，这是中国第一个儒学研究基地，整理了9卷本的《中国儒学史》，为新儒学的发展研究做出了大量工作。

他对当代儒学探讨最深切、收获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是提出了“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精神”和“内圣外王之道”三个问题。一般而言，学术界认为西方文化具有超越性，而中国文化不具备超越性，而汤一介提出儒家哲学的内在性与超越性问题，指出中国文化除了“内在超越”的特性之外，也具有“外在超越”的资源。

此外，汤一介还在90年代末提出创建中国解释学的问题，并对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理论提出批评，并发起了围绕“文明冲突”与“文明共存”展开国际间的“文明对话”。

他自己也亲身垂范，广泛参加众多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比如纽约“第四届国际中国哲学讨论会”、汉堡“第19届亚洲与北非国际讨论会”、美国圣迭戈“第五届国际中国哲学讨论会”，并受邀到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香港新亚书院、德国、荷兰等地讲学。

他认为，“中国的学者必须走出去，这样才能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让世界的学者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学者在做什么。我们还可以看到，和别的国家相比，我们自己到底还有多大的差距，人民的素质差距到底在什么地方。”